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73解除回國禁令
美國的主辦單位得到Wenner-Gren基金會的資助，在夏威夷召開商代文明研討會，邀請各地學者與會，台灣有二位出席，中國則派來了胡厚宣、李學勤、裘錫圭、王貴民等十多名學者，我也被邀請，宣讀『古代中國歷史分期的文字學的闡釋』。這時，許倬雲教授也在夏威夷開會。我在大學的時候曾經向他請教過，我到國外定居時，他曾推薦我回台參加學術會議，但知道我因思想問題而被政府拒絕，不能回國的事實。許教授特地找我談，問我想不想回台灣看望親友，我當然回答非常期盼。於是許先生要我誠實回答他一個問題。問我是不是台獨，回答絕不可能。許先生就說事情有望，他立刻寫了一封給台灣的沈君山教授的信，要我自己也寫一封信，連他的信一起寄給沈先生，因為沈先生願意幫學者解除這方面的困境。於是我敘述自己來加拿大後的一些所為，認為自己並沒有作出危害國家利益的事，但如果政府有不一樣的想法，那就不讓我回去好了。過了幾個月，我得到沈先生的回信，以及駐紐約領事館的電話，都說政府對我的誤會已經解除，歡迎我回國探望親友，但希望回台時，要事先把班機的編號告知領事館，以便回台時有所協助。
這裡我要順便談一談台灣在國安情報方面的不精密。在我接到台灣或紐約的信息兩天之前，有人給我打了一通電話，說（秘書長？）蔣彦士先生已批准讓我回台灣。但是警告我，台灣官方的話是不可以盡信的，我回台可能會有危險，請我三思。我斷然回答，台灣當局不會公然說謊，我也沒有幹過危害國家的事，更沒有號召力，政府沒有理由要誘騙我回去，對我有所不利。後來我碰到台大唸書時同寢室的室友，他說電報是警總交給外交部發的，而發電報的就是他本人。到底哪個環節出了錯？訊息竟然早已外洩！
2009年1月18日 星期日
國外272古文字學會議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72古文字學會議
中國對外開放的腳步越來越快，也開始邀請國外學者參與學術會議。我被邀請來到山西的太原，參加第四屆古文字學會議。這次聚會大家都很興奮，對我來說，與會學者大都是第一次見面。在這裡認識了吉林大學的于省吾先生，我們不約而同發表文章，解釋甲骨文喪字的創意來自桑葉的採摘，表現樹枝之間有許多盛放桑葉的籃子。于先生有英雄所見略同之感，所以就送給我一幅草書的對聯，「自笑平生誇膽氣，休將文字占時名」。另有二位學者也揮毫寫字送給我。會上我宣讀『甲骨文所表現的牛耕』（《中國文字》，新4期），用甲骨文字論證商代已有牛耕的技術。大概是物資短缺，到了1984年中國才把此次會議的文章刊在《古文字研究》第九期。會後也安排大家到晉祠參觀。
這一年雖然博物館的業務非常繁忙，我又發表好幾篇文章。計有「識字有感，王、皇與令」（《臺靜農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黃帝命名根由的推測」（《中國文字》，新3期）、「甲骨綴合補遺」（《中國文字》新3期）、「The Tall Cap - Symbol of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Rotunda》十四卷二期）。
國外篇（1968-1996）
272古文字學會議
中國對外開放的腳步越來越快，也開始邀請國外學者參與學術會議。我被邀請來到山西的太原，參加第四屆古文字學會議。這次聚會大家都很興奮，對我來說，與會學者大都是第一次見面。在這裡認識了吉林大學的于省吾先生，我們不約而同發表文章，解釋甲骨文喪字的創意來自桑葉的採摘，表現樹枝之間有許多盛放桑葉的籃子。于先生有英雄所見略同之感，所以就送給我一幅草書的對聯，「自笑平生誇膽氣，休將文字占時名」。另有二位學者也揮毫寫字送給我。會上我宣讀『甲骨文所表現的牛耕』（《中國文字》，新4期），用甲骨文字論證商代已有牛耕的技術。大概是物資短缺，到了1984年中國才把此次會議的文章刊在《古文字研究》第九期。會後也安排大家到晉祠參觀。
這一年雖然博物館的業務非常繁忙，我又發表好幾篇文章。計有「識字有感，王、皇與令」（《臺靜農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黃帝命名根由的推測」（《中國文字》，新3期）、「甲骨綴合補遺」（《中國文字》新3期）、「The Tall Cap - Symbol of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Rotunda》十四卷二期）。
國外271交換學者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70副研究員兼主任
1980年，被任命為遠東部主任的第二年，我發表了四篇論文：「識字有感，一」（《中國文字》新1期）、「甲骨綴合新例」（《中國文字》新1期）、「識字有感，二」（《中國文字》新2期）、「文字所表現的葬俗」, （《中國文字》新2期）。覺得自己的表現不錯，從得到博士學位起算的六年年資也已達到，於是分別向大學與博物館提出升級的申請。大學的審查先行通過，也立刻函文博物館，所以博物館也加快審查的速度，也在同一年通過昇級，成為副研究員兼主任，我也更有勁、更積極的推動業務。
271中國的交換學者
加拿大和中國的關係一向友善，各種的交流也很多。1981年簽訂交換教授的協定。加拿大政府或許覺得，第一位被派到中國的教授應該能夠與中國學者作充分的交流者。加拿大會說流利中國話的教授可能不多，也可能別人沒有意願，所以就選上了我。加拿大學術院給我來了一封信，徵詢我到中國訪問三個月的意願。我答以因博物館業務繁忙，只能去一個月。學術院回信，說與中國的協定是三個月，如只去一個月，加拿大就吃虧了，所以要另外找人。想不到暑假我到中國旅行，打算參加第一次邀請國外人士參與的古文字學會議，在我所住的華僑大廈，突然來了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人，說明加拿大學術院已經同意我到中國做一個月的訪問學者，從此我就是他們的客人，如果不嫌棄的話，也不必換旅館，一切事宜就由社會科學院負責與安排。於是告訴我，有一部帶司機的轎車全程為我服務，同時歷史研究所的齊文心教授將當作我的陪同，負責聯絡所有的學術與文娛活動。
訪問的機構，首先是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先秦組，這是以研究甲骨文為重點的單位，也是胡厚宣教授所率領的研究團隊。首先讓我檢驗該所所藏的甲骨上的鑚鑿型態，那是我那幾年研究的重點，接著就和全體成員開座談會。又安排到北京圖書館，也拿出館藏的甲骨讓我檢驗鑚鑿型態，都是特別選出的，具有明顯斷代標準的標本。不久我就讀到圖書館的三個館員，于秀卿、賈雙喜、徐自強聯合發表了『甲骨的鑿鑽形態與分期斷代的研究』（《古文字研究》六），所舉的例子就是讓我檢驗的內容，所得的結論，和我之前所發表的結論完全一致，呼應我所做斷代研究的一致性與可靠性。接著安排到北京大學訪問，我要求旁聽中文系的課程，了解上課的情形。所以安排旁聽大學部聲韻學的課，發現教授一再強調要用唯物史觀的思考方式學中國的聲韻學，但我看不出所提唯物史觀和聲韻學的內容上有何密切的聯繫。也安排我到考古人類學系對學生作一場演講，我把在多倫多大學的教材擇要，用甲骨文字印證古代生活的各個方面。演講後，高明教授表明意願，邀請我到考古人類學系客座一年，以半年講課，半年研究北大所藏的甲骨來吸引我。這年我剛接受主管博物館遠東部的業務，正全力投入遷館與全面換新展覽的工作，連作三個月的交換教授都得拒絕，哪能離職一年，所以就婉謝了。
在北京，我最想看的東西是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小屯南地發掘的甲骨。這是沒有被盜掘，完全是在考古人員控制下的正式科學性發掘，有完整的地層紀錄，甲骨數量又多，該是檢驗我以甲骨上的鑿鑽形態作為斷代標準的最好良機。其研究人員的研究報告，從地層的時代序列所得的結果，和我以鑿鑽形態斷代的結果是一致的，但是有非常少量的，我認為是第四期的，竟然被放在第一期，用以證明所謂的王族卜辭是第一期的。我有必要檢驗其上的鑿鑽形態。我向文化部請求要檢驗這批材料，得到同意的回答。接著向下，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教授、金石組組長王世民先生也都同意了。誰知到了安排去看的前一天晚上，有個和胡厚宣先生有密切關係的人打電話給我，說胡先生向考古研究所激烈抗議，決不能讓我看那一批甲骨。理由好像不合理，說害怕我的名氣會超過胡先生。果然，到了考古研究所，包括整理小屯南地甲骨的三個成員（肖楠）和我開座談會，沒有說明何以不讓我看甲骨的理由。我提出，某一版用以確定地層年代的甲骨，吉林大學的林澐教授也不認為是第一期的。答案讓我吃一驚，「如果不那樣做，就不能證明王族卜辭是第一期的」。我不能不佩服此人的誠實，但也哀傷屈服在威權之下的作為。後來描繪的全部的鑽鑿形態的專刊出版了，他們的論據也沒有變更，我就寫了一篇「讀小屯南地甲骨的鑽鑿形態」（《中國語文研究》，1986年第八期)）作回應，也沒有得到任何回答。
事後我不能理解為何胡厚宣先生要反對我檢驗小屯南地的甲骨。把王族卜辭斷代為第一期又不是他所提出來的。我檢驗自己和胡先生交往的經過，應該是沒有讓他如此生我氣的地方。他先是來信向我索取明義士的拓本集，後來請我替他購買和郵寄國外出版的書，他以國內出版的書回饋。我還介紹旅居美國，經營藝文印書館的嚴一萍先生給他，改由嚴先生郵寄圖書給他更為方便、快捷。胡先生還自動向我承諾，要帶我全國走一遭，看看各地收藏的甲骨。怎麼會在這重要的時刻激烈地扯我後腿呢！告知我這個信息的人，也是胡先生曾向我說很喜愛的人，怎麼會出賣胡先生，向我告密呢？後來我有好幾次機會在國內、國外接觸胡先生，也不好詢問這件事的真假。後來我和王世民先生比較熟了，向他詢問此事，他說胡先生絕對沒有反對此事，完全是他的手下不願讓我檢驗小屯南地的甲骨。我後悔有一次胡先生來多倫多，我沒有招待得很熱情。
北京有研究甲骨的單位都拜訪了之後，便安排飛往上海，安排了兩個單位。上海博物館的沈之渝館長，給我看館藏的甲骨，大都是小片的，沒有很深的印象。然後是復旦大學，晤談的學者名字已記不清楚，好像是李圃。但是我卻對一位研究《說文》，名叫祝敏申的學生頗有印象，一直奇怪何以此後沒有見到他寫的文章，後來知道他留學澳大利亞，改作生意了，很是可惜。在復旦大學的大禮堂做了一次演講，大概是學校把它當作一件大事，動員了學生，竟然座無虛席。在上海的交流結束後，又飛回北京，然後搭機轉往太原開會。
國外篇（1968-1996）
270副研究員兼主任
1980年，被任命為遠東部主任的第二年，我發表了四篇論文：「識字有感，一」（《中國文字》新1期）、「甲骨綴合新例」（《中國文字》新1期）、「識字有感，二」（《中國文字》新2期）、「文字所表現的葬俗」, （《中國文字》新2期）。覺得自己的表現不錯，從得到博士學位起算的六年年資也已達到，於是分別向大學與博物館提出升級的申請。大學的審查先行通過，也立刻函文博物館，所以博物館也加快審查的速度，也在同一年通過昇級，成為副研究員兼主任，我也更有勁、更積極的推動業務。
271中國的交換學者
加拿大和中國的關係一向友善，各種的交流也很多。1981年簽訂交換教授的協定。加拿大政府或許覺得，第一位被派到中國的教授應該能夠與中國學者作充分的交流者。加拿大會說流利中國話的教授可能不多，也可能別人沒有意願，所以就選上了我。加拿大學術院給我來了一封信，徵詢我到中國訪問三個月的意願。我答以因博物館業務繁忙，只能去一個月。學術院回信，說與中國的協定是三個月，如只去一個月，加拿大就吃虧了，所以要另外找人。想不到暑假我到中國旅行，打算參加第一次邀請國外人士參與的古文字學會議，在我所住的華僑大廈，突然來了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人，說明加拿大學術院已經同意我到中國做一個月的訪問學者，從此我就是他們的客人，如果不嫌棄的話，也不必換旅館，一切事宜就由社會科學院負責與安排。於是告訴我，有一部帶司機的轎車全程為我服務，同時歷史研究所的齊文心教授將當作我的陪同，負責聯絡所有的學術與文娛活動。
訪問的機構，首先是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先秦組，這是以研究甲骨文為重點的單位，也是胡厚宣教授所率領的研究團隊。首先讓我檢驗該所所藏的甲骨上的鑚鑿型態，那是我那幾年研究的重點，接著就和全體成員開座談會。又安排到北京圖書館，也拿出館藏的甲骨讓我檢驗鑚鑿型態，都是特別選出的，具有明顯斷代標準的標本。不久我就讀到圖書館的三個館員，于秀卿、賈雙喜、徐自強聯合發表了『甲骨的鑿鑽形態與分期斷代的研究』（《古文字研究》六），所舉的例子就是讓我檢驗的內容，所得的結論，和我之前所發表的結論完全一致，呼應我所做斷代研究的一致性與可靠性。接著安排到北京大學訪問，我要求旁聽中文系的課程，了解上課的情形。所以安排旁聽大學部聲韻學的課，發現教授一再強調要用唯物史觀的思考方式學中國的聲韻學，但我看不出所提唯物史觀和聲韻學的內容上有何密切的聯繫。也安排我到考古人類學系對學生作一場演講，我把在多倫多大學的教材擇要，用甲骨文字印證古代生活的各個方面。演講後，高明教授表明意願，邀請我到考古人類學系客座一年，以半年講課，半年研究北大所藏的甲骨來吸引我。這年我剛接受主管博物館遠東部的業務，正全力投入遷館與全面換新展覽的工作，連作三個月的交換教授都得拒絕，哪能離職一年，所以就婉謝了。
在北京，我最想看的東西是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小屯南地發掘的甲骨。這是沒有被盜掘，完全是在考古人員控制下的正式科學性發掘，有完整的地層紀錄，甲骨數量又多，該是檢驗我以甲骨上的鑿鑽形態作為斷代標準的最好良機。其研究人員的研究報告，從地層的時代序列所得的結果，和我以鑿鑽形態斷代的結果是一致的，但是有非常少量的，我認為是第四期的，竟然被放在第一期，用以證明所謂的王族卜辭是第一期的。我有必要檢驗其上的鑿鑽形態。我向文化部請求要檢驗這批材料，得到同意的回答。接著向下，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教授、金石組組長王世民先生也都同意了。誰知到了安排去看的前一天晚上，有個和胡厚宣先生有密切關係的人打電話給我，說胡先生向考古研究所激烈抗議，決不能讓我看那一批甲骨。理由好像不合理，說害怕我的名氣會超過胡先生。果然，到了考古研究所，包括整理小屯南地甲骨的三個成員（肖楠）和我開座談會，沒有說明何以不讓我看甲骨的理由。我提出，某一版用以確定地層年代的甲骨，吉林大學的林澐教授也不認為是第一期的。答案讓我吃一驚，「如果不那樣做，就不能證明王族卜辭是第一期的」。我不能不佩服此人的誠實，但也哀傷屈服在威權之下的作為。後來描繪的全部的鑽鑿形態的專刊出版了，他們的論據也沒有變更，我就寫了一篇「讀小屯南地甲骨的鑽鑿形態」（《中國語文研究》，1986年第八期)）作回應，也沒有得到任何回答。
事後我不能理解為何胡厚宣先生要反對我檢驗小屯南地的甲骨。把王族卜辭斷代為第一期又不是他所提出來的。我檢驗自己和胡先生交往的經過，應該是沒有讓他如此生我氣的地方。他先是來信向我索取明義士的拓本集，後來請我替他購買和郵寄國外出版的書，他以國內出版的書回饋。我還介紹旅居美國，經營藝文印書館的嚴一萍先生給他，改由嚴先生郵寄圖書給他更為方便、快捷。胡先生還自動向我承諾，要帶我全國走一遭，看看各地收藏的甲骨。怎麼會在這重要的時刻激烈地扯我後腿呢！告知我這個信息的人，也是胡先生曾向我說很喜愛的人，怎麼會出賣胡先生，向我告密呢？後來我有好幾次機會在國內、國外接觸胡先生，也不好詢問這件事的真假。後來我和王世民先生比較熟了，向他詢問此事，他說胡先生絕對沒有反對此事，完全是他的手下不願讓我檢驗小屯南地的甲骨。我後悔有一次胡先生來多倫多，我沒有招待得很熱情。
北京有研究甲骨的單位都拜訪了之後，便安排飛往上海，安排了兩個單位。上海博物館的沈之渝館長，給我看館藏的甲骨，大都是小片的，沒有很深的印象。然後是復旦大學，晤談的學者名字已記不清楚，好像是李圃。但是我卻對一位研究《說文》，名叫祝敏申的學生頗有印象，一直奇怪何以此後沒有見到他寫的文章，後來知道他留學澳大利亞，改作生意了，很是可惜。在復旦大學的大禮堂做了一次演講，大概是學校把它當作一件大事，動員了學生，竟然座無虛席。在上海的交流結束後，又飛回北京，然後搭機轉往太原開會。
國外269大學授課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69大學授課
在多倫多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後，老師首先安排我代他上課，1979年我就為自己爭取到一個教課的名額。博物館原本是大學的附屬單位，職員的名額在大學編制之內。1968年擴編，自成為省屬的單位之後，大學仍保留十八個名額給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到大學教課之用。這些大學職稱的任命被列在教授的名單，但是不支取教授的一般薪水，而領受研究經費。此項收入不算薪資所得，但也不能用來支付日常的個人生活開銷。此經費可以購買研究設備、助理人員、學術訪問等目的。從此我利用此研究經費，幾乎年年出國參訪學術單位。
我因本身的英語還不流利，所以選擇上研究所的課，學生少，對中文的認識也比較深厚，對我來說，比較容易勝任。這一年，在某次系務會議中，系主任要求教授們多開一些有趣味及通俗性的課，以便吸引較多的大學部學生來選課，因為新政策要依選課的人數計算給予部門的撥款。會後我思考，中國與其他較古老文明的文字都起源於圖繪。象形文字可以反映創字時代的生活環境、使用的工具、生活的方式，甚至是處理事務的方法和思想概念。我們如想探求古代社會的一些具體情況，分析古文字所得的資訊會對之有莫大的啟示。自己的專長是甲骨學、中國文字學，如果選擇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古文字，說明其創作的含義，配合文獻與地下發掘的考古材料，再結合國外所學得的有關人類學的知識，選擇有趣的題材，以淺易的說明，並討論與之有關的時代背景，也許會提高不以考古或歷史為專業的學生來學習中國文化的興趣。尤其是我們中國古代文字的創造以表意為主，不但字數多，其涵蓋的範圍也遠較其他的古文明廣泛。有可能集合很多的象形文字，分章節各別討論各種主題，份量足夠充當一個學年的講課材料。
當筆者把這個構想向同事們徵詢意見時，得到出乎意料的肯定，認為這樣的課可以引起學生的興趣。於是立即把講課大綱寫出來向學校申請開新課。當1980年開始上課時，學生只有十二人，華裔洋人各半。由於國外的學生對於中國古代的歷史和文化不熟悉，記筆記時對有關的人地名和文獻資料都感到相當的困難。於是我就把自己準備的筆記發給學生，使他們的學習和理解容易些。幾年後講義遞增，有成為專著的模樣，乃於1984年把它出版（台北：藝文印書館），省卻每年為複印教材而忙碌。當初講課的主要對象是非華裔的學生，不想開課一二年後，來選的華裔學生大大超過本地生。要求選修此課程的學生，一下子跳到五十、一百、二百，但我都限定人數為三十五，一直教到1996年離職。
這個教學的內容和講述的方式看起來好像頗適合華裔的學生。心裡又想，說不定它也適合國內的學生，所以探詢出版中文版的可能。更出乎意料之外，商務印書館於1988年9月出版後不久，1991年韓國的洪憙先生譯成韓文，由東文選出版。1993年韓國嶺南大學的中國研究室也集體合作譯成韓文，由該校出版。中文本出版之後，材料又繼有增加，有些看法也較過去的成熟些，又被告知第二刷也售罄，於是建議出修訂版。1995年修訂版出版後，又一再的新刷了好幾次。之後有位香港學生的家長，取得我的同意，出版了第四各文本的英文修訂版。2007年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認為也值得介紹到中國，於是又稍加修訂，以簡體字發行。想不到一時的起意，竟成了自己銷售最多的書，共有二英文本，三中文本，二韓文譯本。
國外篇（1968-1996）
269大學授課
在多倫多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後，老師首先安排我代他上課，1979年我就為自己爭取到一個教課的名額。博物館原本是大學的附屬單位，職員的名額在大學編制之內。1968年擴編，自成為省屬的單位之後，大學仍保留十八個名額給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到大學教課之用。這些大學職稱的任命被列在教授的名單，但是不支取教授的一般薪水，而領受研究經費。此項收入不算薪資所得，但也不能用來支付日常的個人生活開銷。此經費可以購買研究設備、助理人員、學術訪問等目的。從此我利用此研究經費，幾乎年年出國參訪學術單位。
我因本身的英語還不流利，所以選擇上研究所的課，學生少，對中文的認識也比較深厚，對我來說，比較容易勝任。這一年，在某次系務會議中，系主任要求教授們多開一些有趣味及通俗性的課，以便吸引較多的大學部學生來選課，因為新政策要依選課的人數計算給予部門的撥款。會後我思考，中國與其他較古老文明的文字都起源於圖繪。象形文字可以反映創字時代的生活環境、使用的工具、生活的方式，甚至是處理事務的方法和思想概念。我們如想探求古代社會的一些具體情況，分析古文字所得的資訊會對之有莫大的啟示。自己的專長是甲骨學、中國文字學，如果選擇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古文字，說明其創作的含義，配合文獻與地下發掘的考古材料，再結合國外所學得的有關人類學的知識，選擇有趣的題材，以淺易的說明，並討論與之有關的時代背景，也許會提高不以考古或歷史為專業的學生來學習中國文化的興趣。尤其是我們中國古代文字的創造以表意為主，不但字數多，其涵蓋的範圍也遠較其他的古文明廣泛。有可能集合很多的象形文字，分章節各別討論各種主題，份量足夠充當一個學年的講課材料。
當筆者把這個構想向同事們徵詢意見時，得到出乎意料的肯定，認為這樣的課可以引起學生的興趣。於是立即把講課大綱寫出來向學校申請開新課。當1980年開始上課時，學生只有十二人，華裔洋人各半。由於國外的學生對於中國古代的歷史和文化不熟悉，記筆記時對有關的人地名和文獻資料都感到相當的困難。於是我就把自己準備的筆記發給學生，使他們的學習和理解容易些。幾年後講義遞增，有成為專著的模樣，乃於1984年把它出版（台北：藝文印書館），省卻每年為複印教材而忙碌。當初講課的主要對象是非華裔的學生，不想開課一二年後，來選的華裔學生大大超過本地生。要求選修此課程的學生，一下子跳到五十、一百、二百，但我都限定人數為三十五，一直教到1996年離職。
這個教學的內容和講述的方式看起來好像頗適合華裔的學生。心裡又想，說不定它也適合國內的學生，所以探詢出版中文版的可能。更出乎意料之外，商務印書館於1988年9月出版後不久，1991年韓國的洪憙先生譯成韓文，由東文選出版。1993年韓國嶺南大學的中國研究室也集體合作譯成韓文，由該校出版。中文本出版之後，材料又繼有增加，有些看法也較過去的成熟些，又被告知第二刷也售罄，於是建議出修訂版。1995年修訂版出版後，又一再的新刷了好幾次。之後有位香港學生的家長，取得我的同意，出版了第四各文本的英文修訂版。2007年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認為也值得介紹到中國，於是又稍加修訂，以簡體字發行。想不到一時的起意，竟成了自己銷售最多的書，共有二英文本，三中文本，二韓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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