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82風水師
對於命相與風水這兩檔事,我本來和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一樣,認為那是迷信,騙人的東西。出生的時辰哪能註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住家或墳墓的風水哪能影響一個人的運勢。但是我卻碰到兩個人,改變了我對這種學問的看法。我現在相信,確實有人有特殊的能力,能看出某人的未來,甚至改變其命運。只是大多數的江湖郎中,沒有實力,常訛人賺錢而已。以下回憶一下有關風水的經驗。
身為多倫多華人書畫會的名譽顧問,認識了從中國遷來的移民家庭。駱拓先生的家族是馬來西亞的華僑。中國有名的水墨及西畫畫家徐悲鴻先生遊歷東南亞時,與駱家交往密切,常得駱家支助。所以中國建國後,徐悲鴻先生就認駱拓為義子,帶到中國受教育,跟自己學畫。文化大革命後,駱拓先生申請移民到加拿大來。駱先生在陌生國度,別無其他謀生之道,就在家裡教畫謀生。因為他在加拿大還名聲不響亮,來學畫的人不多,生活清苦。有一次在某佛堂禮拜時遇見香港來的新移民陳先生,改變了他的處境。
陳明先生大概是因香港回歸中國時候的移民潮而移民到多倫多來的。他自有事業,但業餘替人看風水,很有些名聲。於知道駱先生的困境之後,就自動說要到駱先生的住處看看,說不定有可以效勞的地方。陳先生到了駱家,觀察一會後,就移動了一些東西的位置,說是以後沒什麼大的變化,但進出門檻的人會增多而已。果然從此學生的數量增多,進進出出的人就多了起來。使得原有的住家容納不了増多的學員,於搬了兩次家之後,乾脆就租了個商業區的一層樓,連學西畫的兒子也叫過來,一起專業教授起畫畫來。駱先生對於陳先生,可以說是感激至極,佩服異常。那時我們正在籌募讓新館的展覽早日復啟的捐款活動。陳先生之前替人看風水的收費全數捐給弱勢團體,所以駱先生認為可以請陳先生從此把收費捐給博物館。我對風水本無信心,但不便拒絕人家這樣的好意,所以就同意了。
我在每個星期十五分鐘的系務會議中,告訴同仁們這個信息。史蒂芬女士在當副館長的任內對我相當照顧,目前退回原有部門,就說她的家有問題,請從她的家開始看起。所以我和陳先生約定在博物館先見個面,然後一起去史蒂芬女士的家看看。陳先生一進我的辦公室,就判斷有個死去的人正在干擾我的業務。不過,他說我經常會得到貴人的相助,最終不會有什麼大災難發生,所以也不用多為我操心。
我們一進史蒂芬女士的家,他就皺眉頭,口裡嘖嘖作聲,看起來很不滿意的樣子。然後打開了羅盤,屋裡到處走動,測量方位角度。一會兒之後要我當翻譯,說他可以斷言兩件事;一是,不管賺多少錢,一定有事讓史蒂芬女士把錢給花用光。二是,身體檢查都診斷沒有毛病,但史蒂芬女士整天都覺得不舒服。這兩點好像都說對了,史蒂芬就是老覺得身體不舒服。西方的醫學既然不起效用,只好試試借助東方的瑜珈、氣功、太極拳等種種方式,但也都沒有用。在聽了這段話之後,就急著問這是她個人的房子,不是先生的,會不會影響陳先生所作的判斷。陳先生就答說,不用再說下去了,如果我看不出你已經離了婚,就枉被稱為風水師了。這個房子的問題太多,我沒有能力解決所有的問題,最好是立刻搬離。搬家談何容易!這位曾經是我的長官,第一任先生的職位本不低,但公司改了組,他的部門被裁掉,他也成為別人的手下。性情就開始異常,終於被醫生宣告精神異常而被史蒂芬訴請離婚。看風水的時候是第二次結婚,但不久又離婚。第三次結婚之後一個月,先生就生病住院而死在醫院裡。
陳先生看了好幾個我朋友的家,每次都讓我驚奇,怎麼決斷得那麼準確。現在只談我自己的事。我們博物館有專門負責募款的部門,但他們對於華人的社區比較不熟悉,所以我們的董事長特准我也可以募款。我募款的第一個大目標是徐展堂先生。他是香港非常成功的商人,喜好中國文物,不但捐了很多善款給好幾個國家的博物館,自己也在香港的中國銀行樓上設了個公開展示的私人博物館。透過香港經營古董生意的黎德先生的介紹,吃了一次飯,徐展堂先生就答應我加幣二百萬元的捐款。我非常高興地給館長上了個公文,誰知得到的冷淡回應竟然是,徐先生的捐款,要不是用錢賄賂,就是用錢勒索,要博物館早日把中國館開放。所以不接受。這在博物館界是沒有聽過的事。徐先生還沒提任何捐贈的條件就被拒絕了,曾是匪夷所思。下一任的館長雖然努力地向徐先生募款,徐先生不太樂意地只捐了一百萬元。
我和東亞系的同事劉在信教授合作,在韓國僑界尋求幫我們發展韓國文化的途徑。好不容易,以推廣與欣賞韓國文化協會為主體的韓國社區,希望跟館長見面,捐出五十萬元加幣,使韓國館的籌畫也可以立刻進行而得以早日開放。結果館長給我的回示竟是,不見面,不接受。
多倫多市有個安大略省美術館,展覽的重點是歐洲的美術作品。華人書畫會很希望中國的美術作品也能夠在該館出現,爭取華人與其作品的地位提高。我藉著前往江蘇省訪問的機會,因為美術館也是省屬的機構,希望透過省府的運作,能將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明、清畫作安排到美術館展出。如果有了首例,則華人作品的第二、第三次……的展出就比較容易些。結果我接到美術館館長的電話,說他答應接受南京博物院館藏品的展出,但我們的館長不答應出借研究員,所以不能展出。加拿大博物館界的慣例,每個展覽計畫都要有位研究員負責學術方面的問題。美術館沒有中國書畫的研究員,除非我們出借研究員給她們,否則展覽計畫就不能進行。不久前,因我們博物館的新館還來不及重新開放,所以就以埃及部門出借研究員給美術館的方式,把埃及土騰卡門王的墓葬品轉移到美術館展出。沒有理由不出借研究員給美術館。
在短期間內連續遭遇這三件不可思議的事件後,我不由得不想起風水師的話,有個死去的人跟我的業務有干擾!會是誰呢?我門遠東部的第一任主任懷特(懷履光)主教去世後,他的學生斯頓夫人,號召一些有空閑、有文化的女士們,共同成立了一個懷特主教委員會,作為博物館的外圍組織,主要的目標是從事各種活動,募款來協助我們遠東部推展業務。這個組織的團員和我們部門的人員互動一向良好,歷任的主任都援例受邀,出席她們的幹部會議,館員每年都被邀請和她們聚餐。部門如有缺款項時也曾經向她們尋求援助。我沒有例外,也和此團體保持良好的友誼。
斯頓夫人一直是懷特主教委員會的主席,是個相當富有的寡婦,所說的話一向受到大家高度的尊重。有一天斯頓夫人前來找我談話,我們部門收藏的漢代到唐代的陶俑非常有名,達一千多件,頗多精品,她要我敦促負責研究這批材料的館員在限期內發表成果。我答說已經指派這個館員負責中國館復館展覽的事宜,不能夠分心作別的工作。這個要求要等待相當的時間。這讓斯頓夫人非常不滿意,說如果我不能照她的意思去作,她就要另找人來取代我的位置,執行他的要求。以當時的狀況,我不可能讓步,中途改派別人去負責展覽的籌畫,所以並不在乎她將要怎麼作。
斯頓夫人就去見博物館的董事長,首先要收回我可以向華人社區募款的任務,說懷特主教委員會也要向華人募款。董事長竟然要我寫信給答應捐款的人說我不再有接受捐款的任務。接著,斯頓夫人與博物館商定,她拿出加幣三百萬元在我們部門設立兩個基金,分別為二百萬與一百萬元,用以聘雇用研究人員,還特別指明,二百萬元基金的講座預定派任為遠東部的主管。我第一次被派認為主任的任期是三年,第二次則是無期限。看到人家已拿出了三百萬元來設立講座,何必等館長來免除我的主任職務呢,所以在還沒有聘到人才之前,於當了八年的主任之後,就自動請辭主管的職務,專心回到我的研究崗位。後來我又提早辦理退休,回台灣來教書,暑假到部門探望舊日同事,獲知斯頓夫人過世時,把財產全數捐給博物館,數目竟然將近加幣一億元,怪不得博物館當局很聽她的話。
斯頓夫人是懷特主教的學生。懷特主教和明義士先生是都在中國從事宣教活動的不同教派,都對中國古代的文物有興趣,收集不少文物,在中國都有相當的知名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兩人都卸下教會職務,不遇而同在多倫多大學東亞系執教。可能因學問上的爭執,兩人相視如仇。我是明義士的兒子出資,聘請前來整理明義士的甲骨收藏。會不會是因這層關係,懷特主教才遷怒於我,使用冥力干擾我的業務,不讓我當主任,才有這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