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曾永義來訪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84學長曾永義教授的來訪
多倫多和台灣的位置大致是在地球的相對地點，所以相距的距離可說是最長遠的。旅行起來，一般都要花十八個小時以上的時間，所以相訪很不簡單，引此除了曾永義教授，我在大學的密友很少來多倫多找我。我記憶中，永義好像來了七次之多：第一次是1979年，受我們學系的邀請，一人前來做演講。一次是與旅居密西根安納堡的莊哲先生全家來玩，一次是來北美開會而繞道前來，一次是與曾大嫂同來，一次是全家三人旅遊前來，一次帶領歌仔戲團，一次帶領布袋戲團來公演。每次我當然都盡地主之誼，或是設宴，或是參觀旅遊。以下略記印象比較深刻的幾件。
1979年永義應該已昇為教授，到美國的哈佛大學當一年的訪問教授。我獲知這個消息後，就在多倫多大學東亞系的系務會議裡，建議邀請永義來做一次有關中國戲劇，或俗文學的演講，因為曾教授負責整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的龐大民間戲曲抄本，掌握很珍貴的第一手資訊，一定可以深入淺出，給學生們做有價值的介紹。系裡的同仁順從我的建議，決定發出邀請函並附上機票。而且，系裡來過台灣學習京韻大鼓而說一口道地北京腔的史蒂芬（史清照）教授也答應充當演講的翻譯。這次演講吸引了四、五十位的師生。永義幾乎不能相信演講費的支票是加幣二百多元。
第一次來到多倫多的客人沒有不想去參觀世界流水量最大的尼加拉瓜瀑布的。那時我開車的經驗還很淺，從來沒有開出市區過。為了永義的光臨，我在內人的指揮下，全家一起陪永義到尼加拉瓜瀑布玩，這是我開車最遠的紀錄。以後雖多次送朋友到那兒玩，始終沒有開到更遠的地方去。永義起碼去過尼加拉瓜瀑布三次。有一次是大雪紛飛的冬天，積雪不知有多深，路上幾乎不見車子行走。尼加拉瓜瀑布平時遊客如織，嚴格交通管制，很難找到很近瀑布的停車位。那一天，應該只有我們這一部車子，竟然可以停在瀑布旁邊的商店區內，當然沒有一間店鋪在營業。舉眼所見，沒有葉子的大大小小的樹，枝與幹都被晶瑩透徹的冰給包裹了起來，景象可比美廣寒宫。永義嘆為觀止，一定也寫了文章發表感觸。還有一次我帶他去的時候，天氣晴朗，激起的水珠竟然在瀑布之上凝成兩道色彩鮮明而顏色序列相反的彩虹。以前讀到彩虹有雌雄兩體，始終沒有看過，託永義之福，終於目驗雌雄彩虹並列的現象。
永義是酒党的党魁，招待喝酒是必然的事。喝酒需要下酒菜。多倫多的海產價格，和台灣的比起來，大大的便宜。其中有一樣石螺，賣時都是活的。內人一向用豆瓣醬加味連殼來炒，吃時從硬殼中把肉給挑出來。永義說這樣太蹧蹋海味，應該用白水燙煮而吃其原味或沾少量蔥薑食用。內人依照永義的建議用白水燙煮，果然是美味，從此我家就不再採用豆瓣醬炒石螺的方式了。
我不勝酒力，大三時就因只喝了一小杯啤酒而癱瘓在地，由朋友背回宿舍。幸好內人有一些量，每次永義來訪時，我陪著坐到十一、二點鐘就先去睡覺，由內人陪他們喝到天亮。當客人都去休息時，內人就先做好早餐才去休息。我真的很感動，也佩服內人的毅力。
永義來多倫多找我，除了冰天雪地造訪尼加拉瓜瀑布，至少還寫了兩篇紀實的小文章。一篇是皮兒卡登的筆。永義在我家寫字時，插在口袋上的名貴皮兒卡登牌子的原子筆竟然寫不出字來，內人耐心地用溫水浸泡，終能寫出字來，永義有所感發，就寫成文章。另一篇是安大略湖的夕照。多倫多坐落在北美五大湖最東的安大略湖邊，綿延幾公里的湖邊都闢成公園，雖在繁華的市區，卻是環境幽雅宜人不吵鬧。永義說要去看湖，所以就陪了去。去的時候是午後三、四點鐘，走走停停，來到一處地點，有很長的防波堤。堤的內邊是白沙灘，有很多的海鷗走動覓食，一點也不懼怕人們的接近。這時太陽將完全隱沒入地平線，湖上呈現一片多彩的晚霞，突然一陣騷動，所有的海鷗都飛到防波堤上，很整齊地一字排開，不推擠，面對著太陽的方向，無聲地好像在恭送貴客的樣子。如此的自然，如此的壯觀，讓我們印象都非常深刻，現在我都還能記得當時的景況。永義的感性比我敏銳，當然就寫了文章發表。

283印象深刻的訪客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83印象深刻的訪客
安省博物館遠東部是加拿大收藏中國文物最豐富的單位，也是安大略省旅遊的重點，每年約有一百萬的訪客。身為部門的主任，經常有要求作展覽的導遊，尤其是政界的人物。比較記得的有四位。
在我來到博物館工作的很早階段，比利時的國王與皇后來加拿大訪問，除了參觀展廳，還特別聲明要到我們的辦公室來致意。對於這樣的請求，為了怕我們不懂皇家的禮儀，省府特別派人來教導我們如何行禮，如何回應。那時新館擴建還未進行，我們辦公室很小，大家就在圖書館兼接待室的地方列隊歡迎。男的上身鞠躬就行了，女的就雙手拉裙角右腳半曲後退。國王和我們一一握手寒喧，和藹可親的樣子。歷時雖短，對我而言，卻是第一次如此接近戲劇中才能看到的景象。
第二位是英國的女皇。新博物館完工後，說是要獻給英國協的最高領袖，而伊莉莎白女皇也將親自來接受榮譽。簽字接受的儀式將在新館第一樓的遠東部的展廳舉行，因此決定由館長和遠東部的主任分別接待女皇和夫婿菲力普親王。舉行儀式的那天早上，女皇、菲力普親王、館長和我四人在展廳的中央，上百位被邀請的觀禮者站立在十幾公尺的圈外。簽完字後，女皇與館長對話，菲力普親王則前來找我寒喧。說了一些客套話後，菲力普親王忽然想起了什麼事似的，問我中國政府有沒有向博物館提出歸還文物的要求。我不懂外交的委婉，也沒有惡意，不假思索地回答，「沒有。我們的收藏都是透過正當的管道獲得的。」我沒有想到這句話隱含著，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文物有些是以不正當的手段得來的，所以中國才向他們提出歸還的要求。我們的交談一時之間就僵住了。一直到恭送他們離開，再也沒交談。
第三位是中國江蘇省的女省長顧秀蓮女士。由於兩省結為姐妹省，她來做公式的訪問，也安排參觀博物館，指定由我導覽。因為給我的時間不多，我很快的從青銅器時代跳到清代而完成解說。顧省長竟然向我詰問為何這麼短！幾乎所有的政治人物都知道這種導覽的安排只是點綴行程而已，不會嫌長，也不會嫌短，因為他們大半是不感興趣的。我答說只要給我時間，多長都沒有問題。當然負責安排行程的人回答說沒有多餘的時間，就結束了導覽。我順便向顧省長提出請求，我們的展廳是以中國四合院的結構設計的，如果能有一塊大的太湖石點綴庭院的一角，將會使展品大大的增光，希望江蘇省能贈送一塊給我們，作為兩省友誼的見證。顧省長當即一口答應。事隔不到二個月，博物館不預期地接到機場的通知，大石頭已經到達了。觀賞用的太湖石在中國是管制品，要有執照才能出口，不想一次短暫的導覽就得到我們一直想要的東西了。
第四位姑隱其名。有一天我接到台灣駐外單位的電話，希望我能夠為某位來訪的市長作一次導覽。我早在約定的時間之前在門口恭迎。市長和隨員們一到，馬上說駐外單位的官員告訴他，我們遠東部展示的菩薩臉孔很像他，要我帶他去看看。我帶他到展示三幅元代大壁畫及十幾尊等身高的木雕佛教菩薩處。市長問我像不像。我心裡有點不以為然，心想，應該說你像菩薩，怎能反說菩薩像你呢？就回答說不像，但又揶揄地說，側面看起來有點像，因為金代和元代的觀音菩薩都作身材偉碩、臉龐微胖的形象。就肥胖這一項講，確實有共同點。結果市長就側面和觀音菩薩照了張像片，立刻告辭而去。我在博物館界從事三、四十年的生涯裡，從來沒有聽過有這樣不禮貌的訪客。難道浪費我的時間只是為了省幾張門票的費用嗎？

282風水師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82風水師
對於命相與風水這兩檔事，我本來和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一樣，認為那是迷信，騙人的東西。出生的時辰哪能註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住家或墳墓的風水哪能影響一個人的運勢。但是我卻碰到兩個人，改變了我對這種學問的看法。我現在相信，確實有人有特殊的能力，能看出某人的未來，甚至改變其命運。只是大多數的江湖郎中，沒有實力，常訛人賺錢而已。以下回憶一下有關風水的經驗。
身為多倫多華人書畫會的名譽顧問，認識了從中國遷來的移民家庭。駱拓先生的家族是馬來西亞的華僑。中國有名的水墨及西畫畫家徐悲鴻先生遊歷東南亞時，與駱家交往密切，常得駱家支助。所以中國建國後，徐悲鴻先生就認駱拓為義子，帶到中國受教育，跟自己學畫。文化大革命後，駱拓先生申請移民到加拿大來。駱先生在陌生國度，別無其他謀生之道，就在家裡教畫謀生。因為他在加拿大還名聲不響亮，來學畫的人不多，生活清苦。有一次在某佛堂禮拜時遇見香港來的新移民陳先生，改變了他的處境。
陳明先生大概是因香港回歸中國時候的移民潮而移民到多倫多來的。他自有事業，但業餘替人看風水，很有些名聲。於知道駱先生的困境之後，就自動說要到駱先生的住處看看，說不定有可以效勞的地方。陳先生到了駱家，觀察一會後，就移動了一些東西的位置，說是以後沒什麼大的變化，但進出門檻的人會增多而已。果然從此學生的數量增多，進進出出的人就多了起來。使得原有的住家容納不了増多的學員，於搬了兩次家之後，乾脆就租了個商業區的一層樓，連學西畫的兒子也叫過來，一起專業教授起畫畫來。駱先生對於陳先生，可以說是感激至極，佩服異常。那時我們正在籌募讓新館的展覽早日復啟的捐款活動。陳先生之前替人看風水的收費全數捐給弱勢團體，所以駱先生認為可以請陳先生從此把收費捐給博物館。我對風水本無信心，但不便拒絕人家這樣的好意，所以就同意了。
我在每個星期十五分鐘的系務會議中，告訴同仁們這個信息。史蒂芬女士在當副館長的任內對我相當照顧，目前退回原有部門，就說她的家有問題，請從她的家開始看起。所以我和陳先生約定在博物館先見個面，然後一起去史蒂芬女士的家看看。陳先生一進我的辦公室，就判斷有個死去的人正在干擾我的業務。不過，他說我經常會得到貴人的相助，最終不會有什麼大災難發生，所以也不用多為我操心。
我們一進史蒂芬女士的家，他就皺眉頭，口裡嘖嘖作聲，看起來很不滿意的樣子。然後打開了羅盤，屋裡到處走動，測量方位角度。一會兒之後要我當翻譯，說他可以斷言兩件事；一是，不管賺多少錢，一定有事讓史蒂芬女士把錢給花用光。二是，身體檢查都診斷沒有毛病，但史蒂芬女士整天都覺得不舒服。這兩點好像都說對了，史蒂芬就是老覺得身體不舒服。西方的醫學既然不起效用，只好試試借助東方的瑜珈、氣功、太極拳等種種方式，但也都沒有用。在聽了這段話之後，就急著問這是她個人的房子，不是先生的，會不會影響陳先生所作的判斷。陳先生就答說，不用再說下去了，如果我看不出你已經離了婚，就枉被稱為風水師了。這個房子的問題太多，我沒有能力解決所有的問題，最好是立刻搬離。搬家談何容易！這位曾經是我的長官，第一任先生的職位本不低，但公司改了組，他的部門被裁掉，他也成為別人的手下。性情就開始異常，終於被醫生宣告精神異常而被史蒂芬訴請離婚。看風水的時候是第二次結婚，但不久又離婚。第三次結婚之後一個月，先生就生病住院而死在醫院裡。
陳先生看了好幾個我朋友的家，每次都讓我驚奇，怎麼決斷得那麼準確。現在只談我自己的事。我們博物館有專門負責募款的部門，但他們對於華人的社區比較不熟悉，所以我們的董事長特准我也可以募款。我募款的第一個大目標是徐展堂先生。他是香港非常成功的商人，喜好中國文物，不但捐了很多善款給好幾個國家的博物館，自己也在香港的中國銀行樓上設了個公開展示的私人博物館。透過香港經營古董生意的黎德先生的介紹，吃了一次飯，徐展堂先生就答應我加幣二百萬元的捐款。我非常高興地給館長上了個公文，誰知得到的冷淡回應竟然是，徐先生的捐款，要不是用錢賄賂，就是用錢勒索，要博物館早日把中國館開放。所以不接受。這在博物館界是沒有聽過的事。徐先生還沒提任何捐贈的條件就被拒絕了，曾是匪夷所思。下一任的館長雖然努力地向徐先生募款，徐先生不太樂意地只捐了一百萬元。
我和東亞系的同事劉在信教授合作，在韓國僑界尋求幫我們發展韓國文化的途徑。好不容易，以推廣與欣賞韓國文化協會為主體的韓國社區，希望跟館長見面，捐出五十萬元加幣，使韓國館的籌畫也可以立刻進行而得以早日開放。結果館長給我的回示竟是，不見面，不接受。
多倫多市有個安大略省美術館，展覽的重點是歐洲的美術作品。華人書畫會很希望中國的美術作品也能夠在該館出現，爭取華人與其作品的地位提高。我藉著前往江蘇省訪問的機會，因為美術館也是省屬的機構，希望透過省府的運作，能將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明、清畫作安排到美術館展出。如果有了首例，則華人作品的第二、第三次……的展出就比較容易些。結果我接到美術館館長的電話，說他答應接受南京博物院館藏品的展出，但我們的館長不答應出借研究員，所以不能展出。加拿大博物館界的慣例，每個展覽計畫都要有位研究員負責學術方面的問題。美術館沒有中國書畫的研究員，除非我們出借研究員給她們，否則展覽計畫就不能進行。不久前，因我們博物館的新館還來不及重新開放，所以就以埃及部門出借研究員給美術館的方式，把埃及土騰卡門王的墓葬品轉移到美術館展出。沒有理由不出借研究員給美術館。
在短期間內連續遭遇這三件不可思議的事件後，我不由得不想起風水師的話，有個死去的人跟我的業務有干擾！會是誰呢？我門遠東部的第一任主任懷特（懷履光）主教去世後，他的學生斯頓夫人，號召一些有空閑、有文化的女士們，共同成立了一個懷特主教委員會，作為博物館的外圍組織，主要的目標是從事各種活動，募款來協助我們遠東部推展業務。這個組織的團員和我們部門的人員互動一向良好，歷任的主任都援例受邀，出席她們的幹部會議，館員每年都被邀請和她們聚餐。部門如有缺款項時也曾經向她們尋求援助。我沒有例外，也和此團體保持良好的友誼。
斯頓夫人一直是懷特主教委員會的主席，是個相當富有的寡婦，所說的話一向受到大家高度的尊重。有一天斯頓夫人前來找我談話，我們部門收藏的漢代到唐代的陶俑非常有名，達一千多件，頗多精品，她要我敦促負責研究這批材料的館員在限期內發表成果。我答說已經指派這個館員負責中國館復館展覽的事宜，不能夠分心作別的工作。這個要求要等待相當的時間。這讓斯頓夫人非常不滿意，說如果我不能照她的意思去作，她就要另找人來取代我的位置，執行他的要求。以當時的狀況，我不可能讓步，中途改派別人去負責展覽的籌畫，所以並不在乎她將要怎麼作。
斯頓夫人就去見博物館的董事長，首先要收回我可以向華人社區募款的任務，說懷特主教委員會也要向華人募款。董事長竟然要我寫信給答應捐款的人說我不再有接受捐款的任務。接著，斯頓夫人與博物館商定，她拿出加幣三百萬元在我們部門設立兩個基金，分別為二百萬與一百萬元，用以聘雇用研究人員，還特別指明，二百萬元基金的講座預定派任為遠東部的主管。我第一次被派認為主任的任期是三年，第二次則是無期限。看到人家已拿出了三百萬元來設立講座，何必等館長來免除我的主任職務呢，所以在還沒有聘到人才之前，於當了八年的主任之後，就自動請辭主管的職務，專心回到我的研究崗位。後來我又提早辦理退休，回台灣來教書，暑假到部門探望舊日同事，獲知斯頓夫人過世時，把財產全數捐給博物館，數目竟然將近加幣一億元，怪不得博物館當局很聽她的話。
斯頓夫人是懷特主教的學生。懷特主教和明義士先生是都在中國從事宣教活動的不同教派，都對中國古代的文物有興趣，收集不少文物，在中國都有相當的知名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兩人都卸下教會職務，不遇而同在多倫多大學東亞系執教。可能因學問上的爭執，兩人相視如仇。我是明義士的兒子出資，聘請前來整理明義士的甲骨收藏。會不會是因這層關係，懷特主教才遷怒於我，使用冥力干擾我的業務，不讓我當主任，才有這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發生？

281訪問江蘇省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81訪問江蘇省
加拿大與中國建交之後，各種的交流越來越緊密，各省也紛紛與中國的對等單位締結姐妹省，安大略省與江蘇省訂約，加緊各項合作的進行。安省政府要派遣一個小型的文化訪問團到江蘇省交流，訪尋可行的具體交換項目，探問我為訪問成員的意願。成員將由三位政府官員及三位學術界人士組成。其它兩位學術界的代表，一位是專門收藏和展示印地安土族的美術館館長，一位是民間財團法人建立的紡織博物館的館長。而我只是博物館遠東部的主任，和他們似乎在身分上有點不相侔。但有可能是要借重我在中國方面的知識，所以才邀請我加入。以下略記一些比較記得的印象。
我對酒一向不感興趣，大三時曾經有只喝一杯啤酒就被同學背回宿舍的經歷，所以以為自己酒量太差，不敢飲酒，應酬時也只是做做樣子而已。不想這一趟江蘇之行，除早餐外，竟然餐餐飲酒。因為每餐飯，團長都會點一瓶白葡萄酒讓大家佐餐，而且都作了點酒與品酒的動作，讓我不但有近身觀察洋人品酒習慣的機會，也確實每一餐都飲了半杯的白葡萄酒而不醉倒，算是一次特殊的經驗。
行前有位朋友要我替他買些五顏六色的雨花石。我謹記所託，所以到南京的第一個行程剛開始，看到有人在賣雨花石，我就立刻趕著去買。到了目的地，又有賣雨花石，價格便宜許多，我又買了些。到了下一個地點，價格又低些，不甘心，又買了些。想不到，每到之處都有人在兜售，而且價格越來越低。團員們看我有點後悔買得太早的樣子，故意逗我。每到一處就起鬨，大呼我的名字，這邊有得賣，那邊也有得賣，這裡更便宜等等，讓我非常尷尬，氣氛非常高昂，連司機也笑呵呵，沒有冷場。
到了中山陵，一行人在大陽光下，一步步地走上百多級的台階，參觀了靈堂之後，又立刻一步步走下台階，所以大家都有點累的樣子。一到回平地，又立刻被帶往鄰近的明孝陵，這裡是埋葬明太祖的墓園，範圍非常大，有超過一公里長的筆直神道，神道的兩旁有著名的成對的石瑞獸與石翁仲。我響往已久，很希望仔細的看看石翁仲，和我們博物館收藏的元代石翁仲作個比較。可是到了神道的開端，大家看到眼前的道路是那麼的長遠，頓時湧上倦意，興趣全消，我雖然很想留下來仔細的看，但觀察其他的成員都沒有想要逗留的樣子，也只好遙望了一下，跟著大夥兒上車。大概二十年之後，我才再次來到這個地點，雖然也是拖著疲憊的身軀，硬是勉強自己，把每種造型的石雕都看了。
評彈是江蘇地區特殊風格的演藝項目，幾個人就可以演出，場地容易安排，預算也有限。不像崑曲或京劇，至少要幾十人才成團，場地的要求之外，也要有相當的宣傳才能吸引到足夠的觀眾，因此我建議把評彈作為交換的項目之一。當時南京附近正好沒有營業的評彈節目演出，為了讓我們的團員多少對評彈有點了解，就安排我們訪問專門訓練演藝人員的學校，觀看學員們的演出。演出後，拿出題字册請我們題字留念。繼團長之後，我竟然用甲骨文題了四個字，好像是聲藝嘉美的樣子，讓演藝學校的人士大為驚訝，加拿大人竟然會三千多年前的中國甲骨文。
在我們訪問江蘇的第一天，地主設宴歡迎，所以在回加拿大的前一晚，我們也設宴回請相關的單位。當時的中國對於外來的客人，交通、餐飲的收費都加倍。江蘇省政府基於好意，不想讓我們多花錢，就以他們的名義向飯店定位、付費。等到餐宴完畢，互道再見後，我們要坐車回旅館，竟然發現江蘇省政府的官員被一群人包圍住，為了某件事爭吵。我就問沒有被包圍的一位官員到底發生了何事。他要我不要跟我們團的人講真相。為表示誠意，中國的習慣，把客人接到餐館是主人的責任。如果客人備車自己來，也要打發司機賞錢或餐飲。因為外國沒有這種習慣，不方便向我們解釋，所以私下替我們支付司機的餐飲費。可是司機們發現今晚的主人是外國人而不是江蘇省政府，既然外國人的餐費是中國人的雙倍，也就要求得兩倍的賞錢。我不知結果如何，但學到了這樣的習俗。也記得有一次我接受教育部的邀請，率團到台灣訪問博物館，車輛由台灣官方提供，結果司機先生也向我索求公價一天多少錢的小費。

280回國客座

280回國客座
學長曾永義教授多次造訪家門，一再敦促我回來貢獻一份心力，教授一些課程。我在台灣大學讀書時，金祥恆老師讓我在第十研究室也有個位置，雖然我經常向老師請教，但就是沒有上過他的甲骨學課。出國後，我因為有被管制的問題，不想多和師長聯繫，以免滋生不必要的麻煩，所以就很少寫信向金老師求教。如果能夠短期回來講課，就可以再度向老師請益，同時也可以向老師請教如何教甲骨學這門課。1986年暑假，我累積的博物館工作時間已可以申請一次長期的研究休假，半年的全薪或一年的半薪。當時我們的部門正在進行新館後重新展覽的規劃和執行工作，身為部門的主任，不宜做過長的休假，因此就選擇申請全薪休假半年的方案。同時連絡台大中文系，試探回來客座半年的可能性。
聯絡一陣子之後，得到通知，申請的國科會客座教授特別補助案子已經獲得通過，我可以在學期開學之前來報到。本以為是回來中文系任教的，但不知發生了何種問題，報到的時候竟然告知由考古人類學系與中文系合聘，而且支薪與研究室都設在考古人類學系。可能因此，也有一位考古人類學系的研究生來選我的課。那時金老師還未退休，似乎也沒有倦勤之意。但在結束半年的期約時，也與中文系的負責課務的教授們達成默契，以後每年暑期，輪流邀請我及香港中文大學執教的張光裕教授回國來做短期的教學，維持台大中文系的古文字教學傳統。這就是我和張光裕教授輪流於暑假回來作短期講學的因緣。金老師不幸在即將退休的1990年車禍喪生，台大就不再開設甲骨學的課，所以就促成我作出在五十五歲提前從博物館與多倫多大學退休，不帶家眷而獨自回台大教書的決定。
幾次的回國客座，有兩件事的記憶比較深刻。大概就是第一次回來客座，我從中國、日本等地旅遊而順道回台灣來。報到後，台灣大學安排我住在基隆路旁的學人宿舍。在繁忙的市區，交通要道之緊鄰，有個種植花木，優雅安靜的小社區，不能不感謝學校對遠來客人的照顧。可是住進幾天後竟然發生半夜入門盜竊的事件。我一向淺眠，稍有聲響就有感覺。課是那天晚上，門窗都完好，沒有被撬開的跡象，我也沒有被驚動。一覺醒來，感得有點奇怪。定神一看，皮箱被打開，衣物散落四處，連為內人所買的面霜，也一一被掏空，看裡頭有無藏有東西。一清查，五千多元的美鈔、三千多元的旅行支票、信用卡都被拿走了。向住在同屋的管理人員報告此意外時，他說自己也是受害者，房間也被闖入，退伍時受領的授田證被偷了。我們趕緊向派出所報案，不久來了一位警員，問小偷在哪裡。我們回說不知小偷是誰，所以請警察來偵查。他竟然答說沒有抓到小偷，請他來幹什麼，抓賊不是他的職責。如果要報案，就請到派出所去。我想，為了要向銀行及信用公司掛失被偷的信用卡與旅行支票，總要有個證據。所以也立刻向位在羅斯福路與基隆路交界的派出所報案。值班警員的回答讓我吃驚，他說才五千多美元，報什麼案。經不起我一再的請求，他答應我自己寫一份被偷的說明，他可以在上頭蓋章，證明確實有這麼一回事。在百般無奈之下，只好照指示作了。回到學校向事務處報告遭竊的事，辦事的人員沒有要援助的意思，說那個宿舍經常發生竊案，有時一個星期兩三次。這個宿舍住的都是國外來的短期住戶，掉了錢無處申訴也都像我一樣自認倒楣，沒有把事情鬧開。學校既然知道學人宿舍經常鬧偷竊，至少也應該警告住進去的人提高警覺。同學章景明教授知道我身上無有分文，就捧來十萬元要給我，讓我非常感動。我就不客氣的拿了一萬元，至今沒有歸還這一萬元，讓自己永遠記住他的慷慨。
另外一件，也跟金錢有關。那是發生在某次暑假的短期客座。我接到通知，說已經得到國科會的同意，我可以回來任教三個月。我就依往例，自己先買了機票回台灣來。報到後不久被告知，國科會臨時改變章程，只支助回國來從事研究的方案，不提供經費作講學之用，因此不能撥款下來。但是我人已回來了，在國外也請了假，該如何處置呢？學校和系裡都認為，已經得到同意我回來講學的公文，沒有理由把新辦法加諸舊日的決定，因此建議我留下來，只是撥款的日期可能延誤而已。可是到了我已執行教課的任務而準備回加拿大時，款還是沒有撥下來，學校也不作應變的處理。逼得系住任齊益壽教授拿出自己的錢放在辦事人員那裡，騙我錢已撥下來，要我向某人領。我探聽知道是系主任拿出的錢，當然不肯去領。就這樣，我沒有拿到半分錢就回加拿大去了。事後，朋友私下拜託曾經當過國科會副主委的朱炎教授向國科會交涉，終於把我回國教書應該得的薪水拿到了。我實在想不通，政府竟然可以不顧信用，單方面毀約，而更糟糕的是，台大的管理團隊竟然連這點小事都解決不了，還要我的朋友透過私人的交情處理此事。

國外279交友（二）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79交友（二）
旅遊香港，認識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任職的許禮平先生。許先生後來離職，在香港本島開了一家買賣中國書畫的文物店。許先生平易近人，作風豪爽，對每一位朋友的生日都牢牢記住。我每次到香港一定會去拜訪他，有時也會借住他家一、二晚。1992年夏天我要去安徽銅陵開個學術會議，途經香港，就來他的書畫店敘舊。我們一向會找些朋友一起吃飯。那天，他說有位從紐約來的朋友請吃飯，大夥都是死黨好友，主人不會不歡迎他多帶一個人去的。我在博物館經常會見陌生人，結交新朋友，所以也很自然地跟著前往。宴席之間我吹牛，說我的運氣一向很好，並舉些例子說明每在適當的時機總有人幫我解決難題。因為那時正值香港的長假日，去中國的旅客很多，我一時還買不到去上海的機票或火車票。顯然我的好運氣有待證明。第二天早上，在香港大會堂的書畫特展廳，碰到了這對從紐約來的楊姓夫婦醫生。楊醫生問我買到了票沒有，他有點得意的發現我還是買不到票，意味著我的牛皮吹破了。一出博物館的大門，我看到對街有一家旅行社。帶著試一試的心情走進店裡，職員一打電腦查訊息，竟然跑出了一張票，我立刻買了，並做去機場的準備。本來我已約了一群在香港的同班同學在晚上聚餐，也趕忙連絡取消約會。上了飛機，竟然和楊醫生同班機。楊醫生見到果然有奇蹟出現，就要我到上海後跟定了他，一切行動和費用都由他安排和支付。
一到上海，已有車子等候將我們送去旅館。到了旅館，我就被安排與他們住在頂層的大套房裡。當晚楊醫生熱心的安排吃宵夜、上海式按摩等。第二天早上，上海名畫家程十髮先生來旅館和我們吃早餐，餐後就到程先生的家觀賞他收藏的古畫，中午由程先生請吃飯。飯後就去上海的仙樂斯遊樂場找張宗憲先生。我們古物收藏同行一向用英文名稱呼這位張先生為Robert Zhang。那時張先生的姐姐正在開發上海的浦東新社區，所以張先生也移居來上海。張先生收藏中國的瓷器和書畫很有名，因為喜歡跳舞，經常專程從香港搭飛機到台北舞廳跳舞。現在既然要在上海發展，只好自己開家舞廳以因應他自己的喜好。但也不能只開一家舞廳，於是就規劃成為吃喝玩樂都提供的大型遊樂場。對我來說，認識張先生是很重要的，他有錢，樂意捐助公益事業，尤其是個人收藏大量的中國水墨畫，正是我們博物館所缺少的。因為這次的認識，他幾次來多倫多，也都和我們博物館同仁聯絡、吃飯。張先生的名片是四折雙面的，裡頭有他在全球各地的聯絡地址。他喜歡住在最貴的，俗稱penthouse的閣樓。他在多倫多就有兩個這樣的窩，我與同事去過幾次。張先生炒作中國油畫家的作品，使中國油畫的價格一再的攀升。
上海晚宴席間，聽到張先生埋怨起紐約的楊醫生，說及某一次邀約，楊醫生竟然逢人就說某時到某餐廳吃飯，結果來了六十八個額外的客人。張先生說不是他請不起這些客人，而是飯館一時沒有辦法準備足夠的材料作預定的特殊料理，讓主人很傷腦筋。臨時帶來六十八個客人是超乎我能想像的事，所以牢牢記住這件事。張先生告訴我，他也很願意幫助我建立中國書畫的收藏，但他的收藏都放在香港的保險箱，下次有機會去香港時，早一點通知他，使他有時間安排好上海的業務，專程回香港來會我，展示他的收藏。可是當我真的提出會面時，他卻沒有如約來香港跟我見面，後來我辭去主任的職務，也就沒有積極地與張先生連絡了。浦東現在大大的發展，想來張先生的事業也該很成功。至於楊夫婦醫生，我到紐約時也去探望，參觀他的畫展，甚至我的姪女也去他們的診所看病。但我回台之後，這些交往也都中斷了。

278交友（一）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78交友（一）
總結我這一生，可以說是相當幸運的，每每有人在適當時機給予援助。以前在學校時，老師與同學往往自動伸出援手，解除我一些麻煩的事，以下說幾件比較有趣的例子。
在我帶領幾位同事到香港與台北訪問博物館時，在前往香港的飛機上，我與鄰座的女士聊了起來，她說她有一位前來接機的朋友，對於歷史方面的問題很有興趣，一定很喜歡跟我做朋友，她可以介紹給我。一出了關口，她的朋友果然已在等待，介紹他的名字是陳有福，福建籍，所以英文名是Peter Tan。我給了我們旅館的名字，陳先生則給了他家的電話號碼，就各自分開了。兩天後陳先生打來電話，想請我們吃飯，問有沒有空，也可以帶我們四處走走。我回答說大家想去逛書店。他說他有書店的貴賓信用卡，享有九折的優待，如果不夠錢的話，也可以先刷用他的信用卡。於是就開車前來接我們去商務印書館，然後一起吃晚餐。他邀請我以後到香港時可以住在他的家。
陳先生留學英國，主修經濟，之前經營時代雜誌在香港的總代理，這時改行投資貨幣的買賣業務。除了做為貨幣投資所需的各國經濟訊息外，歷史是業餘的喜好。我對中國古代的歷史與社會有些涉獵，所以交談甚歡。再次到香港，我就不客氣地住在他的公寓。以香港的標準，他的家應屬上階層的。除書房、客廳外，夫婦倆人加上女傭， 至少有一個主臥室和兩個以上的客房。每天和他一起吃早飯後，我就出去辦我的事，晚上回來後，二人就在客廳閒談。知道他在英國和加拿大都有產業，獨生女在多倫多讀高中。回到加拿大之後，知道陳先生的女兒很優秀，到多倫多大學義務當教授的助理。訓練她的教授竟是我的朋友，哲學系的秦家懿教授。秦教授是中國宋代有名詞人秦觀的後代，也是多大有數的華人教授之一。那時我組織了個華人的讀書會，秦教授不但是成員，聚會的場所都利用她所駐在的維克多學院，就在我們博物館的對街。有這層的關係，和陳先生的交往更為融洽。
1994、1995年的時候，我打算回母校台灣大學客座任教，且有可能就此留在台灣。我把自己的意向告訴陳先生，他就勸我不要回台，多倫多的學生不會比台大的差。我告訴他，我想找的能作甲骨研究的洋學生，中國學的程度達不到我要求的標準。陳先生就說他在英國的劍橋大學提供兩個經濟學的獎學金，全額提供學雜費與生活費。也可以在多倫多大學同樣設倆名全額獎學金，甄選台灣的學生來跟我學甲骨學。不過，我之想回台灣教書，除了教課之外，也想多跟朋友們在一起，所以沒有接受陳先生的好意。
我計劃在多倫多大學教書的最後一年，陳先生的千金也入學多倫多大學。陳先生要女兒來上我的課，女兒也對文史哲的學問有興趣。但是我的課，The Written Word in Ancient China，是三年級以上才可以選修的課。陳小姐有決心要選這門課，於是寫信向學校陳請，說我的課在她的學業規劃中很重要，而我是最後一年上這個課，錯失了就再也沒有機會了。秦教授也推薦她上這門課的重要性。學校課程委員會批准了這件陳情。陳小姐就雖以一年級的身分而就讀三年級的課，卻表現得相當出色。在我班上三十五位學生中，分數得第二。如果可以指導這樣聰明的學生寫論文，應該是每位老師的願望，可惜我已決定回台灣了。
陳先生來多倫多探視女兒時，讀到了我發給同學的英文講義。他認為我寫得很不錯，問我為什麼不出版它。我告以實情，香港的中文大學出版部願意出版此書，但要我取得所有引用的圖版的授權書。我書中引用的圖版很多，散見於各種出版物，要一一去信請求出版同意書，不但麻煩，版權費也將很昂貴，而且中文版也已出書，研究中國學的學者應該都可以讀懂它，所以不再打算出英文版。他卻自告奮勇，要替我出版，若要告侵權的話，就告他好了。約定由我自己設定格式，稿本列印出來後寄到香港，由他負責送到印刷廠照相出版，出版費我完全不用擔心，出版物也全歸我所有。我趕著在離開加拿大前，把一千多頁的列印稿寄給陳先生。回台次年的1996年，我沒有預期地接到海關的通知，要我到基隆辦理把領書的手續。同時也獲知，多倫多的博物館和我香港的朋友處也各收到五百冊。很可惜，我人在台灣，無能力處理這麼多的英文書，尤其是來台以後，暑假都回家探親，來往不再經過香港，也就沒有再次探訪陳先生，心裡總覺得很慚愧，有忘恩負義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