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9日 星期四

280回國客座

280回國客座
學長曾永義教授多次造訪家門,一再敦促我回來貢獻一份心力,教授一些課程。我在台灣大學讀書時,金祥恆老師讓我在第十研究室也有個位置,雖然我經常向老師請教,但就是沒有上過他的甲骨學課。出國後,我因為有被管制的問題,不想多和師長聯繫,以免滋生不必要的麻煩,所以就很少寫信向金老師求教。如果能夠短期回來講課,就可以再度向老師請益,同時也可以向老師請教如何教甲骨學這門課。1986年暑假,我累積的博物館工作時間已可以申請一次長期的研究休假,半年的全薪或一年的半薪。當時我們的部門正在進行新館後重新展覽的規劃和執行工作,身為部門的主任,不宜做過長的休假,因此就選擇申請全薪休假半年的方案。同時連絡台大中文系,試探回來客座半年的可能性。
聯絡一陣子之後,得到通知,申請的國科會客座教授特別補助案子已經獲得通過,我可以在學期開學之前來報到。本以為是回來中文系任教的,但不知發生了何種問題,報到的時候竟然告知由考古人類學系與中文系合聘,而且支薪與研究室都設在考古人類學系。可能因此,也有一位考古人類學系的研究生來選我的課。那時金老師還未退休,似乎也沒有倦勤之意。但在結束半年的期約時,也與中文系的負責課務的教授們達成默契,以後每年暑期,輪流邀請我及香港中文大學執教的張光裕教授回國來做短期的教學,維持台大中文系的古文字教學傳統。這就是我和張光裕教授輪流於暑假回來作短期講學的因緣。金老師不幸在即將退休的1990年車禍喪生,台大就不再開設甲骨學的課,所以就促成我作出在五十五歲提前從博物館與多倫多大學退休,不帶家眷而獨自回台大教書的決定。
幾次的回國客座,有兩件事的記憶比較深刻。大概就是第一次回來客座,我從中國、日本等地旅遊而順道回台灣來。報到後,台灣大學安排我住在基隆路旁的學人宿舍。在繁忙的市區,交通要道之緊鄰,有個種植花木,優雅安靜的小社區,不能不感謝學校對遠來客人的照顧。可是住進幾天後竟然發生半夜入門盜竊的事件。我一向淺眠,稍有聲響就有感覺。課是那天晚上,門窗都完好,沒有被撬開的跡象,我也沒有被驚動。一覺醒來,感得有點奇怪。定神一看,皮箱被打開,衣物散落四處,連為內人所買的面霜,也一一被掏空,看裡頭有無藏有東西。一清查,五千多元的美鈔、三千多元的旅行支票、信用卡都被拿走了。向住在同屋的管理人員報告此意外時,他說自己也是受害者,房間也被闖入,退伍時受領的授田證被偷了。我們趕緊向派出所報案,不久來了一位警員,問小偷在哪裡。我們回說不知小偷是誰,所以請警察來偵查。他竟然答說沒有抓到小偷,請他來幹什麼,抓賊不是他的職責。如果要報案,就請到派出所去。我想,為了要向銀行及信用公司掛失被偷的信用卡與旅行支票,總要有個證據。所以也立刻向位在羅斯福路與基隆路交界的派出所報案。值班警員的回答讓我吃驚,他說才五千多美元,報什麼案。經不起我一再的請求,他答應我自己寫一份被偷的說明,他可以在上頭蓋章,證明確實有這麼一回事。在百般無奈之下,只好照指示作了。回到學校向事務處報告遭竊的事,辦事的人員沒有要援助的意思,說那個宿舍經常發生竊案,有時一個星期兩三次。這個宿舍住的都是國外來的短期住戶,掉了錢無處申訴也都像我一樣自認倒楣,沒有把事情鬧開。學校既然知道學人宿舍經常鬧偷竊,至少也應該警告住進去的人提高警覺。同學章景明教授知道我身上無有分文,就捧來十萬元要給我,讓我非常感動。我就不客氣的拿了一萬元,至今沒有歸還這一萬元,讓自己永遠記住他的慷慨。
另外一件,也跟金錢有關。那是發生在某次暑假的短期客座。我接到通知,說已經得到國科會的同意,我可以回來任教三個月。我就依往例,自己先買了機票回台灣來。報到後不久被告知,國科會臨時改變章程,只支助回國來從事研究的方案,不提供經費作講學之用,因此不能撥款下來。但是我人已回來了,在國外也請了假,該如何處置呢?學校和系裡都認為,已經得到同意我回來講學的公文,沒有理由把新辦法加諸舊日的決定,因此建議我留下來,只是撥款的日期可能延誤而已。可是到了我已執行教課的任務而準備回加拿大時,款還是沒有撥下來,學校也不作應變的處理。逼得系住任齊益壽教授拿出自己的錢放在辦事人員那裡,騙我錢已撥下來,要我向某人領。我探聽知道是系主任拿出的錢,當然不肯去領。就這樣,我沒有拿到半分錢就回加拿大去了。事後,朋友私下拜託曾經當過國科會副主委的朱炎教授向國科會交涉,終於把我回國教書應該得的薪水拿到了。我實在想不通,政府竟然可以不顧信用,單方面毀約,而更糟糕的是,台大的管理團隊竟然連這點小事都解決不了,還要我的朋友透過私人的交情處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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