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7文物愛好者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77認識古董商與文物愛好者
博物館的業務非常多樣，除了管理館藏的文物與從事研究之外，還得做很多的公關工作，以及籌畫有關文化與習俗的活動。公關的工作包括職務上與私人的交接。兩者有時很難劃分界線。我們和文物的愛好者交往，一來是交換心得，二來可能有一天向他們取得某種援助。在我交往的中國人收藏家中，比較值得書寫的有二人。首先是來自香港的黎德先生，或為了要拓展海外的市場，或有意分散其財富，黎先生在博物館之旁的富人商圈開了一家門面不小的中國古董分店，並把一部分店面租給蘇富比拍賣公司當辦事處。此古董店販售比較高檔的商品，而我們博物館也經常購買文物，所以就相互拜訪，互動熟絡。那時我們部門接受一筆很大的捐款，指定要購買中國的文物，黎先生也接受我們的請託，注意我們想要收藏的文物，有特殊的商品也往往先來探詢我們的意向。我們博物館因為増建新館，大大超出預算，以致籌畫及展出的預算大受拖累，募款成為館方的重要任務之一。有鑑於此，黎先生願幫我們的忙，游說一位富有的香港收藏家來捐款，早日讓我們的中國館有經費可以立即進行設計的工作。黎先生約請香港的徐展堂先生和我一起吃飯。徐先生說一口流利的國語，我們的交談完全沒有問題。席間，我解釋我們遠東部當時所面對的情況以及我想如何發展的未來計畫。徐先生聽完之後，滿口答應幫我完成心願。但說捐款的數目該有個限制，因為他已經答應捐獻一百萬英鎊給英國的維克特與阿柏博物館，所以第一年只能給我二十五萬加幣，而總額不要超過二百萬加幣。最先，我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把二百萬加幣好像不當成一回事的樣子。後來一打聽，徐先生確實是香港的殷商，經營油漆、電纜等等事業，為中資集團的主席，而且捐助各地的博物館不遺餘力，譬如美國的芝加哥博物館，新加坡大學的博物館，江西景德鎮的陶瓷博物館等，數目都在美金百萬以上。我非常的高興，除了向同事們宣告此喜訊外，當然也寫了個簽呈給館長，以為立了一樁大功。誰知館長竟然莫名其妙地拒絕此無條件的捐款。以後再細訴其因由。此舉惱怒了徐先生，所以我們繼任的館長，後來費了好大的周章，徐先生才勉強捐了一百萬加幣。
第二位是京都念慈庵枇杷膏的董事長謝兆邦先生，也是黎德先生介紹的。香港有兩個比較有名的文物收藏愛好者的組織，一是求知，一是雅集。謝先生是雅集的會員，收藏瓷器與書畫。他的廣東腔國語對我來說有一點解讀的困難，但還能交談。認識不久，他當上求知雅集的會長，我去香港拜訪他。他擺桌介紹我給其他的會員，請了容庚的學生，書法及古文字學家的馬國權先生作陪。我不知酒席的價錢，馬先生小聲地告訴我主人花了大價錢，說主菜叫紫鮑，每一個才銅錢大，但卻要價五百港幣。一盤十二個共六千元，我和陪賓馬先生各吃二個，我初次感受到所謂的奢侈。謝先生純為好客，對我們並無所求。
1986年謝先生又來拜訪我們，當談到部門裡只有我有教課的經費而可以到處旅遊參觀外，其他的人員就沒有這樣的經費時，謝先生當場說，讓我招待你們四個人到香港和台灣參觀博物館，全部經費由我負責。我們訂了日期，通知他機票的金額，立刻就收到支票。當我們抵達香港時，就有人接待，送我們到徐展堂所經營的旅館，同時也送我們每人零用錢。在香港的全數費用是否由謝先生付，我沒有過問。徐展堂先生也招待我們去會員性質的中國俱樂部吃飯，在中國銀行樓上的徐展堂藝術館參觀他的收藏。我們也到香港大會堂博物館參觀，同時接洽接受我們籌畫的大型展覽的可能性。離開香港時，我托人把零用錢退還謝先生。到了桃園機場，教育部派人來接機，走公務通道，把我們送到兄弟大飯店。謝先生又派台北辦事處的幹部致送每人五千台幣的零用金。這次應同事的要求，並沒有退還零用金，而是全數購買部門使用的圖書。在台北的參觀由教育部主導，去了參處地方，一是松山機場的文物展示，一是鴻禧美術館，一是歷史博物館。來台北的重點是歷史博物館。因為駐加拿大的國府官員拜託我做些促進兩國博物館交流的業務，我剛協助安排我們的館長來台北訪問，現在輪到自己帶團來。行前我們擬了個計畫，利用我館修建而休館的期間，把部門所藏的一些大型的重要宗教文物送到國外去展示。歷史博物館當然很有意願跟我們交流，所以後來館長也率團回拜，我也在歷史博物館的館刊寫了一篇介紹我們博物館的文章。但是，後來我因故辭去行政職務，接著又回國來教書，兩館的交流業務就沒有進一步發展。
我部門的中國書畫收藏很貧弱，而謝先生有不錯的中國現代水墨畫的收藏，我私下裡希望他能借展或捐贈一些。有一次去拜訪他，表達去看他的收藏的意願，他答說可能需要另行安排，因為大都放在保險庫裡頭。但在開往他家的路上，他問我想看誰的畫作，我答說李可染的山水，他說到了再說。誰知一進家門，牆上就有好幾幅全張的李可染山水大作。謝先生有意要幫我們，新館的展覽重新開放時，謝先生也對一個展櫃認捐加幣二十萬。我本來也想向謝先生募捐一些中國水墨畫，但隨著我的離職回台灣執教，這條線好像也就此中斷了。

國外276韓國的印象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76韓國的印象
許多人對韓國人的印象不太好，但我去韓國，或公務，或旅遊，不下七、八次之多，總的說來，也許是我的運氣好，常得到別人的幫助，印象相當好。記其中的幾個印象。首先感到的是婦女在家中的地位比台灣的低。我夫婦去一位同學家作客，他的太太也是國外留學回來的大學教育工作者，但吃飯的時候，主婦只能端飯菜上桌，一直在旁服侍我們，雖經我一再敦促，我的同學始終不鬆口，沒有讓他的太太上桌來吃飯，讓我們吃起來很不自在。雖然我幼小的時候，家裡也是男人吃完了後才輪到婦女上桌，不過等到我結婚的時候，就已改善成大家一起同桌吃飯了。不過當同學一家人陪我們夫婦到外頭旅遊時，我的印象是，大家就一起用餐了。
第二個印象是韓國人普遍敬老尊賢，非常有禮貌。記得漢陽大學的研究生帶領我到各州博物館觀看文物時，每隔一段時間他就不見了。後來一問原因，才知道他不敢在長者面前抽煙，所以要找個我看不到的地方抽。有一次在問路時，被問的路人竟然立正，恭敬地回答我們的問題，讓來自禮義之邦的我很感慚愧。後來回台灣，酒席間如有韓國來的學生，他們都側身飲酒，不敢和老師輩平等相待。最得意的一件事，是我竟能帶領當地的教授去吃補身湯。去韓國之前，我讀過一本日本人寫的旅遊記，大大讚美韓國的補身湯味道如何的妙，好像有不品賞一番的話，就枉費到韓國一趟，所以我一定要品嚐看看。補身湯是韓國人烹飪狗肉的特殊方式，有如放了很多佐味料的火鍋。顧名思義，它對身體大有幫助。朋友告訴我，韓國人夏天才吃狗肉，不像中國人喜歡冬天進補。（東北的朝鮮族烹飪狗肉的方式和韓國人不同，不知何因。）後來韓國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歡吃這道佳餚，所以正式請我吃飯的時候，就盡量安排去賣補身湯的專門店，我也能辨識使用的鍋子的形狀。1988年我去韓國的時候，因為奧運會即將在漢城舉行，韓國政府為了讓歐美人士不對韓國的形象有負面的印象，不准餐館正正當當掛招牌，在大街上賣補身湯的料理。所以朋友見到我，就抱歉說沒有這道料理可以招待我。我答說不信，因為我明明看到有店舖放著烹煮補身湯的用具。我自告奮勇帶領他們前去。果然，雖然不掛出招牌，供應補身湯的生意照做。韓國的朋友不得不佩服我的眼光獨到。

275推廣朝鮮文化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75推廣朝鮮文化
大學東亞系劉在信教授兼有牧師的身分，在多倫多的韓國僑界頗受尊敬，有一天找我談，希望能在博物館開闢一間韓國館，推動朝鮮文化的介紹。我提出兩個難點，一是暫時沒有韓國展覽館的預算，恐怕要募款。二是館藏的朝鮮文物太少，不足以建立永久性的展廳。劉教授答應想辦法解決這兩個難題。
劉教授首先組織一個團體，簡稱KARAKA，意思是認識與欣賞韓國文化與美術的協會，找了一位退休的醫生當會長，提供活動的經費，也找了一些有文化氣質的人為會員，開始在韓國的社區宣傳，以便找個適宜的時機募款。那一陣子本地的韓文報紙也經常刊登這個社團與遠東部門互動的消息，我也經常的上報紙的版面。社區的人就介紹一個韓國來的金秉模教授和我認識。
金秉模教授是韓國漢陽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的教授，韓國考古之父金元龍教授的學生，留學英國，在韓國的考古學界頗有聲望，也經常為政府辦事。他喜好冰上曲棍球的運動，暑假帶領漢陽大學的冰球隊到多倫多來接受訓練。我向他提出兩個構想，一是兩年的輪迴展覽，介紹一般性的韓國習俗。一是永久性的展覽廳與收藏。他答應推薦我給有關的單位，完成我的心願，並約定回國後就立刻先為之進行。
夏天過後我就依約前往漢城，他首先安排東亞日報刊登我來訪韓國從事推廣韓國文化的消息。大概已與中央博物館取得聯繫，金教授就用學校的經費，派遣一個學生陪我到國立博物館所管轄下的各地區的博物館參訪，為的是讓我對各地博物館收藏的韓國文物有個總的、比較清楚的了解。因為我想長期商借的，供我館長期展覽之用的文物，其中有不少在韓國也是很珍貴的，如鎏金的銅佛教造像、元明時期的釉裏紅瓷器等。他們希望我了解這些文物在韓國也不多，可能沒有辦法完全依從我的願望，長期借展那些文物。
參觀了幾個州的博物館而回到漢城（首爾）後，又安排我去政府的公報部。韓國公報部的職責我不清楚，好像是有關政府的宣傳工作方面的。我用英文先與一位官員交談，解釋我要籌辦為期兩年的輪迴展覽的形式、內容與構想。這位官員大概向長官做了報告，不久副部長出現，說願意全力襄助我的展覽計畫，問我需要多少經費。我回答不需要實質的經費，我要的是精緻的民俗工藝品。副部長說可以找活國寶（薪傳藝人）特地為我館的計畫展覽製作文物。這個答案比我預期的結果更為理想。不久之後，我們就收到空運來的文物。我們也依照約定，開始執行為期兩年的全國巡迴展覽的計畫。
與政府的官員會談之後，金教授陪我到中央博物館見館長，商談後完成了兩項協議。第一是，中央博物館不久也要搬遷到新的館址，打算大大慶祝一番，計畫邀請國外幾個博物館送文物來參展。那段期間，我門遠東部正值修建新館址而全面閉館，重要的藏品都可以出借，肯定對中央博物館整體的展覽成果有加分的作用。後來中央博物館的新館開幕時，我們就送去一批出展三個月的精品，護送與驗收文物時，我都派遣兩位人員前往，讓她們在韓國停留兩個星期，有機會多見識見識。第二件是向中央博物館長期借展文物。議定我們的韓國館的開館展品由中央博物館提供，具有永久性的，呈現整個韓國文化系列的展品。然後每兩年更換部分的展品，預計以二十年的時間，我們可以逐步的充實自己的韓國文物收藏，不再需要韓國博物館的支援。完成了這兩項協議時已近吃晚飯的時間，金教授提議去慶祝一番，但館長別有約會，不能參加。吃過飯，金教授帶我到一家小酒館喝酒。這是我在韓國的初次經驗，也是我從來沒有的經驗。這個小酒館只有一位女經理為客人服務，座位大概不超過十個。這家迷你酒館顯然是金教授經常光顧的地方，我們兩人到了之後，金教授就要經理不再接受其他客人，掛出客滿的告示。經理全程為我們兩人服務，一面飲酒，一面談話，金教授一下子用韓語，一下子用英語，氣氛很熱絡。朋友們都知道我的酒量非常有限，但是這一晚，實在是太高興了，我的酒量突然大增。打烊時，兩人的腳步都站不穩，我不知道金教授花了多少錢結帳，想來不少。他也不開自己的車子，分別叫了計程車回去。

274驗關趣談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74回國的驗關趣談
在申請回國的簽證時，有一欄是提供家人以外的保證人，在台灣時，除了學校，我沒有其他的社交生活，想來想去，只好填上同班同學黃啟方的名字，他當時當學校的行政職務。後來啟方告訴我，在他任台灣大學訓導長的任內，有位訪客說我把他當作保證人，問他的意見。黃啟方說我是無心機、直言的人，可能無意中會說出不中聽的話，但決不會作出危害國家的事。那人還不放心，啟方就說台大訓導長的話不信，那要相信誰的呢！就把事情給化解了。其實我還有一段被觀察的期間。自從我可以回國來以後，我幾乎就年年回來。每次到了桃園機場的入關護照檢驗，辦事人員就說電腦突然斷線，要我到某個房間等一下，他將請上司看看電腦的情形，坐了一會兒之後，就說電腦已修好了，請我辦理一下手續。實在難讓人相信，每次輪到我的時候電腦就碰巧斷線了。
我與內人的家人受到關注，向左鄰右舍問我們的消息不稀奇。有一次我回來，因弟弟在台南做事，我當然去拜訪他的家庭。想不到連弟媳婦上班的同事都被打聽我的事。這位同事和我也熟稔，所以就說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事請講明。那位先生就要這位朋友來問我，老實回答是不是回來參加世台會的，如果是，他就得執行公務。如果不是，就可以把案子撤銷。果然，此後我入關到台灣，再也沒有發生電腦當機的事了。

國外273解除回國禁令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73解除回國禁令
美國的主辦單位得到Wenner-Gren基金會的資助，在夏威夷召開商代文明研討會，邀請各地學者與會，台灣有二位出席，中國則派來了胡厚宣、李學勤、裘錫圭、王貴民等十多名學者，我也被邀請，宣讀『古代中國歷史分期的文字學的闡釋』。這時，許倬雲教授也在夏威夷開會。我在大學的時候曾經向他請教過，我到國外定居時，他曾推薦我回台參加學術會議，但知道我因思想問題而被政府拒絕，不能回國的事實。許教授特地找我談，問我想不想回台灣看望親友，我當然回答非常期盼。於是許先生要我誠實回答他一個問題。問我是不是台獨，回答絕不可能。許先生就說事情有望，他立刻寫了一封給台灣的沈君山教授的信，要我自己也寫一封信，連他的信一起寄給沈先生，因為沈先生願意幫學者解除這方面的困境。於是我敘述自己來加拿大後的一些所為，認為自己並沒有作出危害國家利益的事，但如果政府有不一樣的想法，那就不讓我回去好了。過了幾個月，我得到沈先生的回信，以及駐紐約領事館的電話，都說政府對我的誤會已經解除，歡迎我回國探望親友，但希望回台時，要事先把班機的編號告知領事館，以便回台時有所協助。
這裡我要順便談一談台灣在國安情報方面的不精密。在我接到台灣或紐約的信息兩天之前，有人給我打了一通電話，說（秘書長？）蔣彦士先生已批准讓我回台灣。但是警告我，台灣官方的話是不可以盡信的，我回台可能會有危險，請我三思。我斷然回答，台灣當局不會公然說謊，我也沒有幹過危害國家的事，更沒有號召力，政府沒有理由要誘騙我回去，對我有所不利。後來我碰到台大唸書時同寢室的室友，他說電報是警總交給外交部發的，而發電報的就是他本人。到底哪個環節出了錯？訊息竟然早已外洩！

國外272古文字學會議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72古文字學會議
中國對外開放的腳步越來越快，也開始邀請國外學者參與學術會議。我被邀請來到山西的太原，參加第四屆古文字學會議。這次聚會大家都很興奮，對我來說，與會學者大都是第一次見面。在這裡認識了吉林大學的于省吾先生，我們不約而同發表文章，解釋甲骨文喪字的創意來自桑葉的採摘，表現樹枝之間有許多盛放桑葉的籃子。于先生有英雄所見略同之感，所以就送給我一幅草書的對聯，「自笑平生誇膽氣，休將文字占時名」。另有二位學者也揮毫寫字送給我。會上我宣讀『甲骨文所表現的牛耕』（《中國文字》，新4期），用甲骨文字論證商代已有牛耕的技術。大概是物資短缺，到了1984年中國才把此次會議的文章刊在《古文字研究》第九期。會後也安排大家到晉祠參觀。
這一年雖然博物館的業務非常繁忙，我又發表好幾篇文章。計有「識字有感，王、皇與令」（《臺靜農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黃帝命名根由的推測」（《中國文字》，新3期）、「甲骨綴合補遺」（《中國文字》新3期）、「The Tall Cap - Symbol of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Rotunda》十四卷二期）。

國外271交換學者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70副研究員兼主任
1980年，被任命為遠東部主任的第二年，我發表了四篇論文：「識字有感，一」（《中國文字》新1期）、「甲骨綴合新例」（《中國文字》新1期）、「識字有感，二」（《中國文字》新2期）、「文字所表現的葬俗」, （《中國文字》新2期）。覺得自己的表現不錯，從得到博士學位起算的六年年資也已達到，於是分別向大學與博物館提出升級的申請。大學的審查先行通過，也立刻函文博物館，所以博物館也加快審查的速度，也在同一年通過昇級，成為副研究員兼主任，我也更有勁、更積極的推動業務。

271中國的交換學者
加拿大和中國的關係一向友善，各種的交流也很多。1981年簽訂交換教授的協定。加拿大政府或許覺得，第一位被派到中國的教授應該能夠與中國學者作充分的交流者。加拿大會說流利中國話的教授可能不多，也可能別人沒有意願，所以就選上了我。加拿大學術院給我來了一封信，徵詢我到中國訪問三個月的意願。我答以因博物館業務繁忙，只能去一個月。學術院回信，說與中國的協定是三個月，如只去一個月，加拿大就吃虧了，所以要另外找人。想不到暑假我到中國旅行，打算參加第一次邀請國外人士參與的古文字學會議，在我所住的華僑大廈，突然來了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人，說明加拿大學術院已經同意我到中國做一個月的訪問學者，從此我就是他們的客人，如果不嫌棄的話，也不必換旅館，一切事宜就由社會科學院負責與安排。於是告訴我，有一部帶司機的轎車全程為我服務，同時歷史研究所的齊文心教授將當作我的陪同，負責聯絡所有的學術與文娛活動。
訪問的機構，首先是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先秦組，這是以研究甲骨文為重點的單位，也是胡厚宣教授所率領的研究團隊。首先讓我檢驗該所所藏的甲骨上的鑚鑿型態，那是我那幾年研究的重點，接著就和全體成員開座談會。又安排到北京圖書館，也拿出館藏的甲骨讓我檢驗鑚鑿型態，都是特別選出的，具有明顯斷代標準的標本。不久我就讀到圖書館的三個館員，于秀卿、賈雙喜、徐自強聯合發表了『甲骨的鑿鑽形態與分期斷代的研究』（《古文字研究》六），所舉的例子就是讓我檢驗的內容，所得的結論，和我之前所發表的結論完全一致，呼應我所做斷代研究的一致性與可靠性。接著安排到北京大學訪問，我要求旁聽中文系的課程，了解上課的情形。所以安排旁聽大學部聲韻學的課，發現教授一再強調要用唯物史觀的思考方式學中國的聲韻學，但我看不出所提唯物史觀和聲韻學的內容上有何密切的聯繫。也安排我到考古人類學系對學生作一場演講，我把在多倫多大學的教材擇要，用甲骨文字印證古代生活的各個方面。演講後，高明教授表明意願，邀請我到考古人類學系客座一年，以半年講課，半年研究北大所藏的甲骨來吸引我。這年我剛接受主管博物館遠東部的業務，正全力投入遷館與全面換新展覽的工作，連作三個月的交換教授都得拒絕，哪能離職一年，所以就婉謝了。
在北京，我最想看的東西是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小屯南地發掘的甲骨。這是沒有被盜掘，完全是在考古人員控制下的正式科學性發掘，有完整的地層紀錄，甲骨數量又多，該是檢驗我以甲骨上的鑿鑽形態作為斷代標準的最好良機。其研究人員的研究報告，從地層的時代序列所得的結果，和我以鑿鑽形態斷代的結果是一致的，但是有非常少量的，我認為是第四期的，竟然被放在第一期，用以證明所謂的王族卜辭是第一期的。我有必要檢驗其上的鑿鑽形態。我向文化部請求要檢驗這批材料，得到同意的回答。接著向下，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教授、金石組組長王世民先生也都同意了。誰知到了安排去看的前一天晚上，有個和胡厚宣先生有密切關係的人打電話給我，說胡先生向考古研究所激烈抗議，決不能讓我看那一批甲骨。理由好像不合理，說害怕我的名氣會超過胡先生。果然，到了考古研究所，包括整理小屯南地甲骨的三個成員（肖楠）和我開座談會，沒有說明何以不讓我看甲骨的理由。我提出，某一版用以確定地層年代的甲骨，吉林大學的林澐教授也不認為是第一期的。答案讓我吃一驚，「如果不那樣做，就不能證明王族卜辭是第一期的」。我不能不佩服此人的誠實，但也哀傷屈服在威權之下的作為。後來描繪的全部的鑽鑿形態的專刊出版了，他們的論據也沒有變更，我就寫了一篇「讀小屯南地甲骨的鑽鑿形態」（《中國語文研究》，1986年第八期)）作回應，也沒有得到任何回答。
事後我不能理解為何胡厚宣先生要反對我檢驗小屯南地的甲骨。把王族卜辭斷代為第一期又不是他所提出來的。我檢驗自己和胡先生交往的經過，應該是沒有讓他如此生我氣的地方。他先是來信向我索取明義士的拓本集，後來請我替他購買和郵寄國外出版的書，他以國內出版的書回饋。我還介紹旅居美國，經營藝文印書館的嚴一萍先生給他，改由嚴先生郵寄圖書給他更為方便、快捷。胡先生還自動向我承諾，要帶我全國走一遭，看看各地收藏的甲骨。怎麼會在這重要的時刻激烈地扯我後腿呢！告知我這個信息的人，也是胡先生曾向我說很喜愛的人，怎麼會出賣胡先生，向我告密呢？後來我有好幾次機會在國內、國外接觸胡先生，也不好詢問這件事的真假。後來我和王世民先生比較熟了，向他詢問此事，他說胡先生絕對沒有反對此事，完全是他的手下不願讓我檢驗小屯南地的甲骨。我後悔有一次胡先生來多倫多，我沒有招待得很熱情。
北京有研究甲骨的單位都拜訪了之後，便安排飛往上海，安排了兩個單位。上海博物館的沈之渝館長，給我看館藏的甲骨，大都是小片的，沒有很深的印象。然後是復旦大學，晤談的學者名字已記不清楚，好像是李圃。但是我卻對一位研究《說文》，名叫祝敏申的學生頗有印象，一直奇怪何以此後沒有見到他寫的文章，後來知道他留學澳大利亞，改作生意了，很是可惜。在復旦大學的大禮堂做了一次演講，大概是學校把它當作一件大事，動員了學生，竟然座無虛席。在上海的交流結束後，又飛回北京，然後搭機轉往太原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