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264香山旅遊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64香山旅遊
1979年，中國已全面向外國開放旅遊。我沒有參加旅行團，獨自來中國，每到一地，就盡量利用當地民眾使用的交通工具。到了北京，看到個體戶經營的一日遊項目有去香山的行程，我也報名參加。香山的遊覽區大概有八個景，所以又稱為八大處。事隔多年，我已記不得各個寺廟的名子，比較記得的是有個碧雲寺。最深刻的記憶是，所有的寺廟不但供崇拜用的神佛雕像都不見了，所有的牆壁只剩雜亂的抓扒、刮削的痕跡，半點光滑的白灰面都不見，把雜有草屑的泥土底層全部暴露了出來。但是寺廟的裡外都經打掃，保持乾淨，顯然已派駐管理的人員，只是限於財力、物資，一時還無法顧及修復舊觀之事。中午，我也跟著眾人排隊購買熱食。如果不是親眼所見，不能相信這個小飯館竟連一套桌椅都沒有！大家拿到飯和菜後，就找個乾淨的地方，把菜放在地上，手捧飯碗，蹲踞在地上就吃了起來，似乎不見有人抗議沒有位置坐，或其他不便的事項。我想原因是，店家沒有足夠的資本購置設備，同時當時製作家具的材料恐怕也頗缺乏。對照鄧小平推行個體化政策之後今日的改變，真有天壤之別。

國外264史樹青教授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64史樹青教授
1975年中國派遣四名成員來參加博物館的中國出土文物展覽開幕式，服務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史樹青教授是成員之一，是文史學界的著名老教授。他對於我的文字學著作也有些了解，所以大家同行，交談甚歡。來到了北京，當然要去拜訪他。史教授為人和藹可親，生活非常簡樸，和他有過二次在外頭吃飯的機會。有一次他來我下榻的華僑大廈晤談，到了吃飯時間，我堅持請他吃飯，他一定是怕我花錢，就說大廈對街的不遠處有賣北京小吃的，建議到那邊用餐。史教授是老北京，我當然跟著他走。原來是處賣大眾化的甜糕點的地方，並不是餐廳，有什麼驢兒滾、彎豆黃一類的小吃，每一樣的份量都很多，很便宜。史教授既然指定吃這些東西，我雖不以甜點為主食，也只好陪著他吃。有一次想帶他吃不一樣的東西，我帶他到一家空運美國新鮮食品，以美國人為對象的餐廳，結果史教授不點肉類，專門點蔬菜。他一定不了解，新鮮的蔬菜比較貴，可冷藏的肉類反而便宜。
有一次他親自陪我在展覽室裡參觀，我見到展櫃中有一幅標示新石器遺址的地圖，心想可以作為講課的教材，就徵詢他是否可以拍照，史教授回答沒問題。但當我拍完照後，一位解放軍出現，要沒收我的底片，說地圖是不準拍攝的。史教授就堅持可以拍，解釋第幾號的文件已經下達可以拍攝的新規定。這幅新石器遺址圖已在歷史博物館所出版的《歷史圖册》中刊載，並不是秘密文件，對我來說並不是很重要的訊息。我只惋惜其他拍攝的影像也將一併被銷毀而已。爭執了好一段時間，解放軍終於讓步。
史教授大概也負責文物鑑定與購買的任務，記得很清楚，有位農民拿來一件田地裡挖掘出來的唐代葡萄海馬紋銅鏡，他當場替博物館以十元買了下來。文革後，中國不禁止人民收藏文物，但不能攜出國境。有位朋友購買了幾塊仿刻的甲骨，就在上海出關的時候被攔截了下來，費了好多時間證明是複製品，才被開釋，但已錯失了班機。

國外263陳大章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63陳大章先生
這次到北京，除了之前認識的社科院的胡厚宣教授，歷史博物館的史樹青教授，又多了一位畫家必須拜訪。我之前的助理，帕蒂小姐的父親魏爾遜博士改任省屬單位的科學館的館長，和中國的歷史博物館有個合作的計畫，將在科學館展示中國的科學文明。如有中國來的客人，魏爾遜博士常會請我當陪客。歷史博物館派遣陳大章為首的先遣團來多倫多談展覽的計畫。魏爾遜博士想辦的展覽不是傳統的文物展覽，而是有活動的科學性知識的操作。他一再的向我拜託，要把他的想法正確地讓中國的先遣人員了解，所以我和陳先生有相當多的時間交談。在交談中，對彼此的工作和專長都有所認識。他的祖先來自福建，家傳的技術是繪畫小孩子的生活形象，清初時被徵召到北京，為皇家服務，專門繪製小孩子題材的畫以供各種用途，因此也接受賞賜而定居在紫禁城旁的皇史晟的隔鄰，以就近服務。陳先生除家傳的孩童畫外，也畫花卉和山水。當時擔任歷史博物館的設計部主任，管轄幾十名的工藝人員，所以前來交換展覽的創意。我當時剛接遠東部主任之職不久，對於提升部門收藏的內容有一些想法。我們遠東部門收藏的中國文物被評估為中國境外的十大收藏之一，有很多文物不但是世界一流的，甚至連中國本地都還闕如，可是對於中國書畫的收藏卻極其貧乏，有虧第一流博物館的榮譽。當時部門並沒有充裕的經費可以徵購，很想從當前的中國書畫家開始收集，期望在三、五十年之後可以應付展示的起碼要求。陳先生和中國當代畫家有相當的交情，可以幫我完成一些願望。當時也約定，他將盡力幫助我完成願望，所以我來到北京一定要拜訪他。
我來到北京的時候，正好科學館的先遣人員也來到北京商量展覽的事宜，所以就相約一起到他家。皇史晟就在紫禁城外的第一條小巷弄裡，他這個四合院裡住了三家，顯得有點雜亂。他說已有重建的計畫，政府將在較近的郊區撥給他兩個單位。我們這些外國人出現在他的住家，對於其他的住家，好像很自然，沒有訝異或驚慌的樣子，想來中國對外開放的政策已有成效，不再覺得有海外關係是不好或會倒楣的樣子了。三家人住在一個四合院裡已擁擠得很，加上陳先生需要有個大桌子已便創作，所以他的家更顯得侷促。不過，後來我到武漢旅行，有位陌生人請我到他的家參觀一下，讓街坊的領導看到他有外國朋友，肯定會對他的居住條件有所改善。陳先生比起武漢的一家三口人的全部活動都在一個房間裡的條件，好得太多了。
以後我幾乎每年到中國，和陳大章的家庭也幾乎成為一家人了。他的夫人也在歷史博物館工作，是修護部門。女兒在北京飯店工作，大哥在鄭州當銀行的行長。後來我去鄭州遊歷，也讓他的大哥破費。陳先生的交遊廣闊，是北京畫會的重要成員。當時大陸的大公司，開幕時經常邀請書畫家前來揮毫助興，順便送些筆潤。算是北京名畫家的他，在各行各界都有交情，譬如買不到飛機票、火車票、或訂不到旅館時，都可以找他幫忙。或可能見我是個學者，做人也誠懇的原因，陳先生對我是一見如故，熱情對待。我如向他索取畫件作為送朋友的禮物，他也毫不吝惜的揮筆。有一次（1988年）我要到吉林開古文字學的會議，但怎麼也買不到能去吉林的任何機票或車票，他就替我打電話買火車票（當時家裡有電話是不簡單的事），竟然給我弄來一張票而劃兩個座位。那天不知碰到什麼節日，火車廂裡不但擠滿了人，連座椅之下也鑽了進去躺臥。我不好意思獨佔兩個座位，就把一個讓給了一個比較需要的人，我首次經驗了如此滿載的火車班次。又如，北京的東來順涮羊肉是非常有名的，有次某單位招待我去吃過，我喜歡那道菜的滋味，但自己怎麼也訂不到位子。我一談起這回事，他立刻問我想去的日子時刻，就打電話給該餐館，囑咐留一個位子給我，就這麼簡單。以後每次去北京，他就記得替我打這樣的電話。陳先生的良好社交關係，可能跟鄧小平的女兒有關係。鄧琳也是個畫家，在歷史博物館的設計部門工作，算是陳先生的下屬，私交很好。陳先生有幾次與鄧琳女士到日本開畫展，收入很高。在陳家，我經常看到連我都用不起的日本最新產品。在相當早的時代他也擁有一輛私家車，有司機。有一次還用私家車載我和他全家到北京與天津之間的別墅度假。隔壁就是鄧琳的別墅。我遊過黃山後，請他畫一張黃山的景色讓我做兩人交往的紀念，他立刻畫了幅黃山飛來峰送給我。
以陳先生在中國的社交關係，要幫我收藏一些當代中國畫作應該是不困難的。但是我們部門負責中國書畫的女性研究助理，雖是香港大學的博士，學術的修養很夠，但是不太通人情世故，竟然堅持要經過她認同的畫作才願意接受。我怎麼能夠向黃永玉、李可染、吳作人等大畫家說出這樣的條件呢？後來就不積極作這方面的努力。

國外262商承祚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62二度中國行，商承祚教授
這一年夏天我再次到中國旅行，首先到廣州的中山大學拜訪容庚與商承祚兩位教授。容庚教授是有名的銅器研究專家，是學界沒有不聞名的學者。但是當時已老病而在家休養，不能相見，後來有人送我一幅容先生題了字的水墨畫，說是補賞這次未能相見的遺憾。商教授因為得過我編寫的明義士甲骨書籍，所以熱情的招待，商先生招集學生們在研究室裡談論，現在比較記得名字的有曾憲通、陳偉湛、張振林等人。商先生招待我到一家有園林山水的大餐廳。原來商先生是有名的書法家，這家餐廳掛了好幾幅商先生的字，和他有特別的交情。我沒有向商先生索求墨寶，但他後來寫了一張臨孫子兵法的橫幅，還裱褙了後請人送到加拿大給我，讓我非常的感動。當日筵席有一道竹笙湯，當時還很少人知道這種食品。商教授很費力地以廣東口音向我解釋竹笙是什麼樣的東西，我當時是一知半懂。多少年後回台灣，不知是經由正式或其他的管道，竹笙已成台灣蠻常見的料理材料了。

國外257檢討會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57檢討會
來中國之前，學校的朋友要我替他在北京買一捆道地的宣紙。買了之後，覺得隨身攜帶這一大捆的紙張旅行是件麻煩事，於是想用郵寄的方式寄給他。在我們下榻的華僑大廈，雖設有郵寄的服務，但沒有寄往國外包裹的權責，說要到郵政總局才能辦理。於是找了個空檔，坐車子到總局。到了服務國外的窗口，前來郵寄的客人稀少，但見辦事人員有五、六人之多，想來事情立刻可以辦成。詢問之下，首先是檢驗物品的內容，接著向一位購買包紮的牛皮紙，再向另一位購買繩子，然後拿去請一位打包起來，再另一位稱重、購買郵票，然後另一位的登記和郵寄。我不知花了多少時間才辦完繁瑣的手續。我一直不解與憤怒，明明一或二個人就可以輕鬆辦理的事，為何弄得那麼複雜，浪費雙方的人力呢。
在離開北京的前夕，全國旅行總社在我們的旅館舉行檢討會，要聽取我們對於這次旅行的安排與服務有什麼可以改善的空間。團員有對旅館的設備，外國新聞的闕如，市場機制的不靈活等等提出建議。我特別把感受到的思想僵硬給提了出來，甚至說出「毛澤東不死中國沒得救」的言論，把大家嚇了一跳。不過，旅行社派來的主持人並沒有反應過度，很客氣地感謝大家的發言，保證會把我們的建言一一呈報上級，作為今後努力改善的目標。第二天早上，這位人士親自來送行，並特別代表總社社長向我個人致意，首先抱歉準備不周，安排不能讓我非常滿意，尤其感謝我對祖國的真心關懷，會珍惜我的發言。倒是我們的團員，竟然有人就要求以後要有統一的發言，今後不能隨意對外發言等等。我當然持堅決反對的態度。回到加拿大後，我和去過中國訪問的大學同事朱教授，以及在台灣教過我的葉嘉瑩老師交換訪華的印象時，很遺憾的她們都有當時流行的，一廂情願的歌誦中國的態度，忽視中國面臨的嚴重問題。

國外261助理研究員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61助理研究員
1976年，雖然我拿到了博士學位，但因不是博物館編制內的人員，所以不能升級為助理研究員。但館方又不能不回應我的新學位，提高我的薪水，於是就創出一個職稱，以中國學研究員來安置我。很幸運的，第二年，我們的主任時學顏博士被真除為國家藝術館的館長，到首都渥太華上任去了，遠東部門的編制空出了一個研究人員的名額。我就順理成章地遞補為助理研究員，成為編制內的員額，不必再煩惱今後工作有無的問題了。這年又獲得加拿大學術院的獎助，出版了《The Menzies Collection of Shang Oracle Bones: the Text》（明義士所藏甲骨文字釋文篇）。來加拿大整理明義士甲骨的工作終於告一段落。
鑽鑿形態研究的宣傳
1978年是我將自己對甲骨上鑽鑿形態研究的結果大力向甲骨學界介紹的一年。首先是在多倫多舉行的美洲東方學會議上宣讀『鑽鑿形態對甲骨研究的應用』，並為與會的學者在博物館內主持甲骨上鑽鑿形態研究的研討會，展示各時期甲骨上的鑽鑿形態，讓學者可以近距離地摩挲甲骨，並檢驗我所呈報的種種現象是否屬實。又將我的博士論文的部分內容發表「甲骨的鑽鑿形態示例」,《董作賓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紀念集》（台北﹕藝文印書館）、「鑿鑽研究述略」,《屈萬里先生七十榮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兩篇文章，讓學界早點知道其成果。1979年藝文印書館也將中文與英文的全文出版為《卜骨上鑽鑿形態的研究》。1980年之後出版的《小屯南地甲骨》的鑽鑿形態的研究，無疑大大地受到此書的影響。
主管遠東部
因為主任時博士真除為國家藝術館的館長，我補缺為助理研究員。不久新主任芭芭拉‧史蒂芬女士被任命為副館長。館長就召見兩位助理研究員以上的位階者，以便任命新的主管。另一位同事的位階比我高，且是美國籍，應該是當然的人選。想不到，也許是副館長的推薦，或許館長認為遠東部的主管應該是會說東方語言的人，所以先問我是否願意負起主任的責任。當時我沒有推辭，就不客氣地回答說願意做做看。於是館長也不再問另一位同事的意願而立刻任命我為新的主任，所以我的職稱便成為助理研究員兼主任，Assistant Curator-in-charge。主任有權處理部門的所有業務，包括經費的使用與人員的指揮和雇用權。
我來多倫多是為了整理明義士收藏的甲骨，在把拓本拓印以及釋文撰寫的工作都完成了之後，我就半工半讀，一方面到多倫多大學修學位，一面又進行另一批館藏甲骨的整理。這批材料以我們遠東部的第一任主任懷特主教的收藏為主，輔以其他人的收藏。懷特主教的中文名字是懷履光，當過中國河南地區的主教，所以大家都以懷特主教來稱呼之。他在本地曾被批評動用不少推展教務的經費購買了很多中國的，有關宗教與青銅器時代的文物。在學界裡懷特主教是很有名氣的。懷特主教甲骨的整理到這時候也已宣告完成，我也再度得到加拿大學術院的獎助，於次年出版《Oracle Bones from the White and Other Collections》（懷特氏等所藏甲骨文集）（多倫多﹕安大略省博物館，1979）。主任的任命來的正是及時，我可以全力籌畫今後部門所要前進的方向。

國外260聯誼社

許進雄的回憶
國外篇（1968-1996）
260旅多同胞聯誼社
釣魚台學運的期間，有些留美學生的護照政府被吊銷了，不能在美國繼續居留下去。匹茨堡的留學生就有兩戶人家跑來多倫多，因為和我認識，大家有個照應。我們在多倫多有個不定期的聚餐團體，漸漸就成為定期的月聚，大家各帶一盤菜，輪流在各家舉行。飯後經常是男女分坐，分別閑聊家常或社會新聞。這幾個新加入的留學生，使我們團體的活動更加熱絡起來，有人就建議給這個團體取個名字。由於大家都來自台灣，有些是本省籍，有些是外省籍，還有些是本省、外省各半的。聚會的主要目的是聯誼，紓解客居的寂寞，因此就名之為旅多台灣同胞聯誼社。
辦中文小學
不久因為孩子們的中文教育問題，就決定設立中文學校。加拿大憲法寫明人民有受母語教育的權利。安大略省規定，有意願學習母語的人，只要組成十二人以上的班級，可以物色到合格的老師，就可以商借公立學校的教室，由教育局支付場地、教師、管理人員的費用。我們這群人家大都受過高等教育，師資不成問題，經費既然不成問題，何不向教育局提出申請，要借用在新中國城鄰近的小學，設立幾個星期六的中文班級，除了自家的小孩，也可以順便教育別人家的小孩。申請很快就得到批准，大家就分別當起了授課老師或校長。教材最先是採用自編而影印的方式，漸漸向各方面尋找合適的課本，節省精力。在中國城附近辦學校有個好處，家長們可以順便買菜，停車與聊天也不缺場地。上完了課後，不想回家燒飯的，也可以就近在餐館裡吃。開學之後，一點也不用煩惱招收不到足夠的學生。學生來自全市的各個地區，認識很多家庭。教學是採用繁體字，或是簡體字呢？拼寫用漢語拼音，或是注音符號呢？因為聯合國已要求全世界採用簡體字與漢語拼音，一來簡體字比較容易學，對於國外的孩子比較沒有壓力，二來也是順應國際的大形勢，所以就決定依從聯合國的政策，使用簡體字與漢語拼音來教學。在行用多年之後，因為中國來加拿大移民的人數越來越多，教育局竟然也編起了教科書，要求接受補助的學校也採用。經我們交涉後，我們可以把課文改成簡體字，加註漢語拼音後，再由教育局影印發給我們使用。我們的教學曾經一度遭到騷擾。國內的政權反應過度，竟然向教育局舉發我們的教育方式是錯誤的，請求不給予我們經費的補助。教育局就要求我們開公聽會，要聽取家長們的意見。來參加公聽會的人竟然大都不是我們學校的家長，當家長發言的時候，也群起鼓譟干擾。我以家長，以及多倫多大學東亞系教授、皇家安省博物館遠東部主任的身分發言，當然遭受到更多的阻礙，但在開了二次公聽會之後，教育局仍然補助我們經費，一點也沒有減少，因為這是法律規定的人權。
聯誼社開辦的中文小學，每年大致依程度的高低開有五個班，學生約有七、八十人。除了正常中國語文的教學外，我們還得找場地和時間，準備年度的遊藝節目演出。夏天休假期間，也籌備野餐烤肉的活動，可以說辦得生氣勃勃，大家都很帶勁。不但教學生練習唱歌與跳舞，有一次家長們還排練話劇的演出。記得演出的劇名叫打碎一個花瓶。我沒有表演的才能，只能參與道具的製作，或聯絡等事宜。由於社員們大都是上班族，能夠捐獻的金額有限，演出使用的道具都是買材料大家一起製作，合作無間。由於人手有限，經費不足，加上缺乏演藝經驗。在演出一場以後，沒有人有勇氣敢提出排練第二齣劇目的建議。現在回想起來，也算是一種另類的欣悅與滿足。大致在1990年代，我們聯誼社自己的孩子們都已長大，不用上中文班了，而社員的年齡也增大，似乎精力也已耗盡，所以就把學校的責任交給了非社員的家長。
聯誼社的成員，大致地說，讓人覺得帶有左傾的印象。成員中不少高學歷者，在老華僑的團體中，被認為是較有文化水平的，比較被尊重。中國城如有比較大的聚會時，也往往被邀請參與，甚至登上主席台的位子。我既是聯誼社的成員，在僑界裡也算醒目的人，自然有人對於我的行動會比較注意，甚至回報台灣，使得我被列入黑名單，不能回台探視親友。大陸之行想來不是我被禁止回台的單一原因。記得有一次我們夫婦到一戶人家作客，正好其女兒與女婿也在座。女婿是台灣政工系統畢業的。飯後友人建議要我也湊一角，打打麻將作為餘興節目。在牌局中，此人講說蔣經國有意培養蔣孝武當繼承人，我就回應說，父子連續當總統的形象已不好，如果再祖孫三代連續都當上總統，不但是被視為開民主的倒車，而且將在歷史遺臭萬年。兩天之後我接到一位人士的電話，開口就說你打麻將的技術進步多了。我從來沒有和此人打過麻將，一定事出有因。我回答說我已經好久沒有打麻將了，你說這話到底有何用意，完全忘了兩天前發生的事。他說，你沒打麻將嗎？兩天前‧‧，我一聽到兩天前，立刻就記起了作客的事。他接著說，報告我已經讀到了，以後說話要小心。